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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鱼 2006-01-25 12:33
十七世纪的战后时期，社会和经济情况都发生了转变。富商的兴起促进了两班社会的衰落，而财政困难又促使政府一再进行赋税改革和出售头衔。战前时期几乎没有过的社会地位上升的情况开始发生。富有的农民和商人获得了两班身份，奴婢也能赎身得到自由。

批判精神日益盛行，对新儒教正统性提出异议。这种精神使人们对两班失去信任。西方文化通过中国传入所发生的影响进一步促进了主张进行社会经济改革和调整的实学。

派系斗争更加激烈。由于更多的两班退出争权斗争，改为从事土地耕种，人们的注意力被引到农业问题上来。结果，农业管理技术和生产方法不断改善。私营的手工业工场取代了官营的工场，刺激了货物的生产和出售。

商业活动的增加促进了商业性农业的兴起，而商业性农业的兴起又促使农村生活开始发生变化。钱币流通的扩大为农村生活和城市经济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通俗诗歌和小说的兴起，促使人民注意社会的种种弊端，鼓励人民参加社会改革。

沈鱼 2006-01-25 15:11
战后调整

战后时期的迫切任务是改组国防部队和增加国家收入。备边司实际上被提升到决策机构的地位。从战争直到选立储君等等国家大事，都由议政大臣、六曹大臣和军事参谋部将军们组成的国防委员会决定。

在战后的国防工作中，在中国南部沿海抗击日本海盗的战斗中证明有效的作战策略应该放在首要的地位。可是，这种军队训练制度需要额外的预算，必须作为税款向农民征收。先前免服兵役的私人农奴被征入伍进行训练，因此他们有了一个新的理由自认为地位与平民相等。

重建宫廷殿堂和印刷诸如《朝鲜王朝实录》、土地簿籍和人口调查案卷的复本，全都需要额外的款项。由于军备生产造成金属短缺，刻制木版进行代替。一反战前免费发行的做法，靠出售书籍来支付费用。大力恢复农业经济，因为这是国家岁入的主要来源。

给人民医治疾病是一种迫切的需要，这促使医学界编纂诸如《东医主鉴》这样的医学论著。该书于1610年完成。

任人唯贤的制度早已受到破坏，因为遴选文武官员的考试已变成有权势的官员和当权派手中的工具。非定期的特别考试的及第者们造成了对土地的迫切需求，同时，拥有不登记土地的做法使国家岁入大量流失。由于一些两班谋求控制免税学校土地，仅仅在17世纪私立学校的数目就增加了三倍，使学校房地产成倍增加，它们所荫庇的文人学士和学生数目也不断增加。

王亲国戚和掌权的官吏积累了战时遗弃的土地，把它转为免税财产。官职竞争变得激烈起来，因为担任一任官职很容易在经济上捞到好处。1585年一批年纪较轻的学者和一批年纪较大的学者（分别称为“东人”即东部派）和“西人”即西部派之间发生派别纷争，战后的财政困难又加剧了这场倾轧：在诸如王储的选立和王家丧葬仪式这样的问题上时常发生意见分歧。

东人派又分裂为南人派和北人派。北人派在努力设法恢复儒教国的光海君（执政年代1608－1623）统治期间得势。在满洲人崛起，明代中国要求朝鲜援助时，光海君没有忘记中国在韩国抵抗日本的斗争中曾给予援助，立即派出一支10，000人的军队。然而在满洲人将获胜这一形势变得明显时，韩国军队立即投降，从而避免了任何报复。

在发生这一转变后，光海君被新得势的亲明朝的南人派废黜。随后发生的叛乱表明有必要加强京畿地区的防卫。因此，京城周围建起了新的军营，为了保护京城，修建了南汉山城要塞。

满洲人由此感到有必要消除韩国的威胁。在满洲人第一次入侵之后缔结的和约规定，今后韩国要援助满洲人，而不是援助明朝。仁祖（1623－1649在位）于1636年拒绝承认宗主国与附属国的关系。

于是，此时已登基为中国清朝皇帝的满清统治者便出兵进犯韩国。仁祖逃到南汉山城，接着便在汉江江岸向入侵者投降。他同意与被打败了的明朝断绝关系，并送王子去作人质。

仁祖个人的这一投降，对于君主政体和两班是个双重打击，因为全国不得不承认从属于满洲的“异教”部落。人民因此被剥夺了抵抗的机会，心中开始滋长对正统的新儒教两班的不信任情绪。
 
人们深感受到了奇耻大辱，同时对明朝的同情心变得强烈。农民和奴婢公开嘲笑两班，不同阶级间（大多是两班阶级男子与非两班阶级女子间）通婚所生的子女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人包括显要官员的儿子，他们仍然被视为等外人，被禁止在官府任职。

前面提到的《洪吉童传》中所描述的对严格的社会等级划分的憎恨情绪，使革命思想抬头。这部小说的基本主题思想，即所有人生来平等，鼓舞了人们的勇气，削弱了两班社会的威信。

沈鱼 2006-01-25 15:45
税制改革

逐渐兴起了贡税征收官的下属代理人，这些人额外征收的数目非常大。这种于战前时期开始的做法变得十分猖獗，以致农民往往把自己的土地交给有权有势的两班，然后这些两班帮他们撤销土地的登记，以便自己可以征收赋税。

把贡税改为土地附加税的尝试部分地获得成功。孝宗（1649－1654在位）的宰相金堉大力主张推行大同法，即对土地征收附加税。此法的实施证明对国家的岁入和对农民的境遇都极为有利。这样一个结果对孝宗特别宝贵，因为他的目的是要加强军队和增加国家收入以反对清朝。作为又一项增加收入的措施，他颁布一道命令，所有男子，甚至和尚，都要交纳普遍税，以换取免服兵役。
 
孝宗的反清思想毫无结果，因为在1654年和1658年，他应清代中国的要求，不得不派遣训练有素的军事人员去满洲帮助他们同俄国入侵者作战。他的经济政策成效比较显著，在他逝世后的十年中，全国人口增加了一倍多。

全国人口在1657年为229万人，到1669年增长到501.8万人，这一增长十分显著。汉城的人口在同期从80，572人增长到194，030人。全国人口的增长主要是由于实行了税制改革、农业管理和农业技术改进的缘故。汉城人口增长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贩卖货物不再向政府纳税，从而使商人大量涌入。

在全国大多数地方实施大同法之后，政府对地方产品实物的需求由商人予以满足。他们成了满足政府需求的采购代理人。他们获得了垄断特权，为遍布全国的行会树立了样板。政府经营的工厂和制造业的衰落，刺激了工匠和技师去建立私人工厂和开办商店销售自己生产的产品，并组成了行会。

在各道的市镇，每五天举行一次集市，作为生产者和汉城商人之间的沟通渠道。汉城领有执照的地方产品供应商通过他们的利润丰厚而又有保障的生意，逐渐积累了资本。   　　

由此产生了一种新的财富观念，即商业财富观念，这种财富不再是由土地和奴婢组成，而是由用于以货币进行大宗交易的商品组成。随着交易的兴旺和货币的流通，商业资本得到了一个发展的基础。然而，这些旨在维护儒教两班社会的努力却导致了这种社会的削弱。

沈鱼 2006-01-25 15:51
改革派的兴起

随着孝宗的逝世，两班不再缴纳普遍的兵役税，而且实际上再度免服兵役。不掌权的两班中出现了一种批判态度，认为这是阻碍社会进步。

尹和朴世堂等知名学者抨击被偶像化的朱熹体系。保守派两班把他们斥之为异端，但是，一个致力于批判传统秩序的新学派兴起的时机已经成熟。                          

新一代的学者认为，人民的生活状况比新儒教政府机构的士大夫所极力珍视的合法性和礼制问题更加重要，“若农民民不聊生，任何国家都无法生存，而即令没有君主，人民却能照样兴旺发达。”这就是构成改革派实学基础的新潮思想。

柳馨远在他的《磻溪随录》（社会改革论文）中提出了下列措施：（1）建立一种利益能由大家公平分享的土地制度；（2）实行推荐制，代替科举制；（3）为所有人确立均等机会；（4）改革政府机构；（5）采用新学。他的建议没有为官方所接受，但是他的改革派思想却成了实学的主流。他把重点放在农业上，因为他所建议的改革能否成功，取决于农业问题的解决。与官府无关的学者痛感需要从事实学。官府系统则一心进行内部争权斗争，同时各派在对新儒教礼制的不同解释上发生冲突。

17世纪后半期，各派之间的争权斗争变得激烈起来，又有一些派别分裂，其中突出的有“老论”即元老派和“少论”即少壮派。这种派别倾轧与农民生活和国家利益全然无关。少壮派中的多数开始对农民的福利表现出关心，由于两班中的许多人从事农耕，甚至无力保持奴婢，所以农民的境况与他们自己的境况比较接近。

改革派正是在这种社会经济变化过程中勇敢地正视社会的种种要求。商业活动随着政府批准的供应商行会的发展而继续发展。这种活动在全国扩张，他们的交易占政府总收入的60％。在这段时期里，政府收入不断增长，同时一些富有的农民把自己的身份转为两班身份。人口也同步增长，在1669至1717年这48年里增加了近200万。

沈鱼 2006-01-25 16:09
英祖的改革

英祖（1724-1776在位）深知派系倾轧对国政的害处，因此他一登基便着手荡平这种争斗。为了恢复昙花一现的普遍兵役税，他甚至走出官廷大门，征求官吏、文人学士、士兵和农民的意见。他将兵役税减少一半，并命令减收部分由渔业税、盐税、船只税和土地附加税来补足。英祖还通过采取一种会计制度来整顿国家收支的财政制度。他采取切合实际的政策，允许边远的庆尚道用粮食纳税，交到附近的港口，在山区允许缴纳棉花或现金来代替粮食。通过增加钱币的铸造来鼓励货币流通。

他热心地分发用韩文印刷的重要书籍，包括有关农业的书籍来教育人民，这清楚表明他关心农民生活。

雨量计再次大量制造，分发给地方官署，同时广泛地着手进行公共工程，英祖提高了平民子女的地位，开辟了社会地位上升的又一个可能性。他采取的政策旨在坚持儒教君主制和人道主义的统治，但是却阻挡不住社会变革的潮流。

18世纪，商业活动迅速增加，通过行会组织扩大垄断和批发销售，出现了资本积累。许多商人集中在汉城。政府核准的商店即领有执照的贡物供应商与街巷小店之间的传统分野，被融合到一种垄断和批发体制的结构之中。临时商店的设立原来是为了满足人民在特殊场合（如科举考试、国王出巡和其他全国性大事等）的需求，但是这些店铺在这种场合过去后，仍继续向普通百姓供应食品和杂货。这些店铺是由小店主在临时搭起的棚屋里经营的，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依赖于批发商。批发商的价格对汉城百姓的生活有着直接影响。

手工匠往往成为个体生产者。有些人甚至发展成工厂厂主，取得了销售自己产品的垄断特许权。在一些情况下，仅仅做经营某些商品的批发商比从事物品生产更有利可图。在商人和手工匠中，藉对已获得特许的商品作少许改进而创立一种新商品来获得特许证已成为一种风气。特许证确保垄断和受到政府保护。

所谓的湾商垄断了来自京畿道和忠清道的商品，还有一些批发商在全国有着人参销售网。开城或松都的商人在批发活动中与汉城的同行展开激烈的竞争，在日本和中国之间进行三方国际贸易。他们出售人参和朝鲜其他产品来换取日本的白银和中国的书籍和丝绸。他们为了追求利润，甚至随同使节团前往中国。他们从寺庙里的原始生产者那里大量买进纸张用以同中国贸易，从遥远的南方岛屿济州岛上买进做帽子用的马毛和从东部海岸猎人那里买进水獭毛皮。

李重焕在《择里志》一书中和李寅文在《取之不竭的江山》这幅画中分别叙述和描绘了贸易船只经常来往于这些边远港口的情景。

这种垄断和批发活动造成了对银和铜的更大需求，促进了采矿业发展。战前在政府的严格控制下矿山交给了私人经营者。在17世纪，有68个银矿在开采，但是铜矿开采不很发达，因为铜是由日本供应的。然而，在18世纪，由于日本停止出口铜，而清朝要求大量供应铜，铜矿也发展起来了。
 
物价不断上涨，汉城人民如果不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与了商业活动的话，他们的生活会受到威胁。许多两班和平民不顾自己的身份，也从事某种商业活动。

因此，汉城在18世纪作为工商业城市有了长足进展。老百姓对诸如刀、马毛帽、餐桌和铜器等工业品的需求不断增长。对戴马毛帽的限制实际上消失了。

两班数目的增加是他们走向贫穷的根由，因为他们持有的土地至少必须在儿子之间平分，而女儿不管出嫁与否，在遗产继承中往往也占一份。财产越来越少的两班所面临的选择是，或者作为自耕农从事农业，或者间接从事获利丰厚的工商业。随着贸易和货币流通的扩大，放高利贷是他们进入的另一个领域。

商业和工业是次要职业这种观念需要改变，一些人力陈向清代中国学习的必要性。曾随同韩国使节团去过中国的朴趾源和朴齐家等人亲眼见到那里商业和制造业发展的情形。他们回到韩国后，建议采取积极政策来发展商业、冶金业、渔业、畜牧业、园艺和采矿业。

连非法翻印书籍的活动也商业化了，因为富有的两班竞相出版祖先的著名文学作品集。这种情况导致刊印受人欢迎的小说和诗歌。人民特别赞赏讽刺和社会批判作品。讲述一个演艺人女儿忠贞的《春香传》读者众多，因为书中充满了对官吏的贪婪和势利的讽刺。

沈鱼 2006-02-01 16:10
农业的发展

贸易和制造业的发展促使农业走向多样化。全国许多地方对人参、麻、烟草和药草实行商业性种植。农业技术的改进使产量增加。例如，原先仅在全罗道、庆尚道和江原道普遍采用的稻秧移栽这时向北传播到忠清道、京畿道和黄海道。这种技术不仅提高稻谷产量，而且还使得一年能栽种两种作物，即大麦和水稻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农民有了彻底改革农业管理程序的积极性，因为他们有可能通过发展管理而致富。富有的两班和农民逐渐以租用其他土地来扩大自己的农田。这种情况驱使贫穷农民到外地城市、矿山和工厂去寻找职业。一些人遁入深山老林，靠刀耕火种为生。

土地税的负担转移到了佃农身上。如在其他衰败的中世纪社会一样，这种社会经济变化使贫苦农民进一步陷入贫困。另一方面，富有的农民得以购买两班头衔，来提高自己在当地社会中的威望和权势。

对于出售头衔作出了规定，但由于政府常常面临岁入不足的困难，出售头衔的数目逐步上升，奴婢得到解放，变成拥有土地和其他奴婢的人。从17世纪90年代到19世纪50年代，两班数目的增加令人咋舌。在这些年里，某些地区的两班数目从9.2%增加到70.3%，而平民（大多数是农民）从占人口53. 7%下降到28.2%，奴婢从占人口37.1%下降到占1.5%。这种社会地位上升是政府由于长期出现赤字而搜刮新创造财富的结果。非两班阶级的人为获得社会承认而伪造和购买家谱的情况在18世纪很盛行。

可是，事情还有另外一面，一些两班实际上下降到了平民的地位，开始同农民和其他下层阶级通婚。政府机构由于无力供养奴婢，以年年纳贡或一次性缴纳一笔税款为条件逐渐解放他们。官府拥有奴婢的数目在17世纪为19万人，到18世纪中叶下降到27，000人。1623年，两班私人拥有的奴婢达40万人，但是在社会变动过程中，大大减少。许多两班甚至连一个奴婢也要不起。在这种条件下，一些私家的奴婢成了半佃农半自耕农。最后，政府于1801年销毁了官府和宫廷的全部奴婢登记册，以确保他们的解放。

沈鱼 2006-02-01 16:12
实学

强烈希望向清代中国学习，基本上是为了谋求韩国的福祉。实学继续兴盛，因为许多学者试图通过土地分配上的行政改革和改进农业寻求解决社会问题。侧重点放在限制土地拥有量和在土地保有期上实行平等原则。李翼提出以废除阶级差别和解放奴婢来实现社会开放。朴趾源写了一些小说，讽刺两班阶级的无所事事、不事生产和妄自尊大的生活方式。为了韩国的社会进步，他主张改进农业设备、扩充灌溉系统和采用新的耕作方法。像朴齐家、李德懋和洪大容这样一些学者建议韩国引进西方技术并与清代中国一起参加国际贸易。他们是革新运动先锋，这个运动注定会改变两班对技术和商业的传统态度。

甚至在经由中国吸收西方文化和技术的同时，随着韩国人开始研究自己的历史、地理、语言和碑文，人们开始重新关心起韩国的独特性来。画家摆脱传统的中国式绘画风格，开始画韩国的风景和生活。安鼎福在韩国的历史撰写中坚持了一条独立的韩国方针，强调檀君和箕子是头两个合法统治者。可以认为，这种重新解释类似于朱熹把中国三国时期的蜀汉奉为正统。安鼎福对韩国历史撰写工作的贡献在于他强调人民在驱逐外来入侵者中的作用。他谴责统治阶级所关心的主要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剥削人民。

他所著的《东史纲目》对像朴殷植和申采浩这样的现代史学家起了持久的影响，韩致十分注意研究高句丽国和渤海国，他认为渤海国是韩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柳得恭以同样的脉络写了一部关于渤海国的专著。

历史地理学与历史研究的其他分支同步发展，木版地图绘制术也发展起来。郑尚骥设计的精巧的比例仪促进了韩国的地图绘制工作。金正浩在他不辞辛劳地到整个半岛勘察的基础上，绘制出了一幅比例精确度达到现代地图绘制水平的地图。

图书编纂工作在18世纪又有发展，对《东国文献备考》作了增补，编纂了《大典通编》和《朝鲜音乐概论》，同时还编纂了外交档案。正祖（1776-1800年在位）本身就是一名学者，他在新设的王家内部图书馆聘用了各种不同出身的年轻学者从事编撰工作。

为了经济地出版精美版本，一再地浇铸金属活字，同时仍继续刻制木版。在18至19世纪，出版小说发展为一种实业企业。

韩国的排印企业促进了清朝排印业的发展。中国著名的百科全书《古今图书集成》于1772年第一次用铜活字排印。当时一位名叫秦谦的韩裔满人向乾隆皇帝建议采用这种经济的方法。中国伟大的文库《四库全书》就是用木版印刷的。

沈鱼 2006-02-01 16:14
现代文化的出现

这一时期最值得注意的变化是批判精神和一种新哲学的兴起，它使传统的儒家观点大受冲击。通俗小说的兴起和群众参加文化活动预示着传统社会的衰落。

许筠（1569－1618）在其通俗小说《洪吉童传》中，鼓吹人民起来反对暴政。他书中的主人翁洪吉童像善良的反叛者林巨正一样，对政府的腐败十分愤慨，起来造反。许筠懂得，卑微阶级一旦被激怒而采取行动，将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特别是因为农民阶级会参加进来展开争取社会公正的斗争。按他认为的需要进行社会变革的看法，他认为男女之间的情爱是上天的安排，以此取代那种被奉为儒家准则的严格关系。

像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哲学家一样，他以人的真正本性作为他的道德观基础，大胆背离传统准则和价值观念。许筠坚信，每一个人都天生具有特定的生存才能，不应受其他人的剥削。他富于首创精神的主张人人平等的小说中雄辩地表达了他的这种信念。他觉得充满阶级压迫的传统社会令人憎恶。
在《春香传》中，一位佚名作家揭露了地方行政官员的腐败和两班思想风气的衰朽。他赋予一次不同阶级间的婚姻以美满的结局，向人民展示一个以平等和公正为特征的比较光明的社会希望。这部受人欢迎的小说还被改编成类似歌剧形式的剧本。

李晬光（1563－1628）大概是朝鲜接触天主教和欧洲文化最早的思想家。他强调这样的思想，即知识若不导致行动，毫无价值可言，犹如法律的实施是法律的一个重要部分一样。他所著的1614年出版的《芝峰类说》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从写作灵感上说类似法国百科全书撰稿者的工作。这部著作大大地扩大了韩国人能获得的有关欧洲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知识范围，并第一次说明了天主教的性质。

堪与许筠相比的思想家朴趾源（1737－1805）宣布，上苍赋予所有人以无与伦比的才能。他所写的《两班传》描写一个靠食政府俸禄为生，但除了读书以外，什么事也不做的两班，。为了偿还政府的俸禄，这个两班把他的地位卖给了一个商人，但是当这个商人知道两班生活的本质就是游手好闲、腐败和虚伪时，便抛弃了这个地位。人们敏锐地感到，传统的两班价值观念名声扫地，于是实学哲学便应运而生。

洪大容（1731－1783）在进行科学探索过程中说，“心不诚，则万事皆非实体”。他从自然科学中看到了一切精神活动的实质，并驳斥了认为科学技术是无关紧要的知识这种传统观念。地球自转、日蚀和月蚀的原因以及彩虹的性质等都是他在科学上站得住脚的研究结论的一部分。他在数学方面的研究也同样值得注意。他认为西方科学技术比中国唐代和宋代文明所能提供的任何成果要优越，并主张为了社会的利益从事这方面知识的研究。

丁若镛（茶山，1762－1836）获得了显著的科学成就，他也是以深切关心农民和人民著称的。他关于华城作为首都应变的防御工事的修筑计划所用的器具包括他自己制造的起重机、绞盘、滑轮和特别设计的车辆。李圭景编辑了自然科学各科的著作。一部关于韩国天文学和气象学发展的集体著作于1818年出版。

沈鱼 2006-02-01 16:15
福利计划

15世纪时世宗怀有建设一个儒家福利国家的理想，并予以实施，但是在丰臣秀吉侵略后的时期里详细阐述福利思想的却是李晬光。他提出的思想是：办法要到人民中间去寻找，它的最崇高的实现是使人民能丰衣足食。

朴世堂说，他愿意到农村去从事体力劳动，因为孔子承受的劳动比从事农作更繁重。由于这些人信奉平等原则，他们的关注越来越集中到公共福利计划上来。

李说，学问或知识除非对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有益，否则不应去寻求。他对派别争斗原因的锋利剖析是从他对奉行一项福利政策的深切关心出发的。

以实施大同法而闻名的金堉建议更多地使用车辆船舶。洪大容和朴趾源也认为增加交通工具，多来往会给国民经济带来巨大好处。朴趾源讲了一句很有远见的话：“统治者如不从实学中吸取东西，将遭后代的责备。”

丁若镛是这些学者中的佼佼者。他分析了社会的弊端，提出了积极的改革建议。他认为农业、畜牧、渔业和养蚕业极端重要。他主张实行按平等原则分配土地的制度，对人们按能力安排职业。
 
可是，剥削仍然如故，苦难的人们寻求解救天主教适应许多人的需要，因为它的信条除了强调救世以外，还同新出现的平等原则相一致。一些学者皈依了天主教，另一些则从随这种宗教同来的科学知识中获益。朝鲜天主教徒的数目逐渐增加。

由于天主教既反对儒教的祖宗拜祭礼仪，又反对严格的社会等级制，所以国家把天主教徒称为罪犯。许多天主教徒，包括像丁若镛和他的弟兄这样的著名学者在内，受到惩处，甚至被处死。

尽管如此，特别是在像陶器制作者这样的手工匠当中，天主教仍秘密地兴旺发展。否定传统的价值观而去追求解救，这对于崇奉儒家学说的两班官员来说是个难解之谜，他们采取种种手段来压制这种异己的信仰。显然，当权者们在社会和思想觉悟上远远落后于人民。

为了人民的福利，法医学受到重视，以保证公正地行医。与人民福利有关的其他重大研究包括对依据人类身体特点进行治疗的研究。李济马（生于1837年）把人分为四种不同身体类型，研究出了对每一种类型的不同治疗方法。

平等、人的尊严、机会、公共福利和推动国民经济发展是这个时期出现的十分显著的哲学原则。17-18世纪哲学的发展在某些方面使人联想起西欧的文艺复兴时期。

在文学方面，爱情小说很受欢迎，销路很畅。金属版印刷的书籍太贵，平民买不起，因而除了用木版印刷外，还利用较便宜的粘土刻版来满足广大群众的需求。

两个中间阶层的人所选编的时调（诗歌）值得重视。金天泽在他的《青丘永言》中收集了从高丽时期起的580首诗歌，金寿长（生于1690年）编了类似的选集，名叫《海东歌谣》。郑澈（松江，1534-1593）和尹善道（孤山，1587-1671）是有才华的两班诗人，他们都出版了个人选集。

以韩国为中心主题的绘画开始流行起来。郑（谦斋，1676-1759）与他的前辈不同，描绘韩国的风景，而金弘道（檀园，生于1740年）和申润福（蕙园）则集中于民众日常生活的主题。为满足公众需求，大量生产青花白瓷瓷器。18世纪，韩国在所有领域都开始出现现代文化生活的萌芽。

沈鱼 2006-02-01 16:18
改革尝试

19世纪初，韩国经济和社会状况得到进一步改善。人民普遍认为，对外国的思想，特别是欧洲的商业应当认真看待。一些官员主张对国家的财政进行彻底改革。中央政府研究了这个建议，但是由于出现一场争夺权力的斗争，这项建议的实施受挫。多次农民起义的发生逐渐导致政治动乱。

权势很大的两班官吏通过与王室的联姻确保自己牢牢控制着政治权力，19世纪初制定的每一项重大的国家政策，都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

他们分裂成许许多多互相争斗的集团，对人民大众的命运与利益毫不关心。在18世纪末英国人为了在远东寻找市场而闯入韩国海域开始进行试探时，韩国的国内形势正是如此。19世纪40年代，俄国和法国的船只和战舰也出现在韩国海域，激起了韩国人民的巨大愤慨。

1801年和1839年，政府对天主教徒进行迫害。这种情况促使天主教徒逃往边远地区，因为在那里，在变得更加指望宗教解救的贫困的农民和两班中，天主教得到传播。

1863年，李昱应亲王（更为人知的称呼是大院君或摄政王）为了加强王权，实施了包括国家财政和政府行政管理在内的一系列重大改革。他坚决反对外国商业势力日益渗入韩国。1866年春，政府下令严厉镇压天主教徒。法国舰队被这一措施激怒，驶入汉江，沿汉江而上，同时在江华岛上发生了战斗。

经济和社会发展使多数两班陷于破产，而农民和商人则渴望抛弃传统的社会限制。随着这些趋势的发展，政府制定措施进行压制。推动社会发展的另一个因素是两班和出身比较低微的母亲所生子女的增多。

虽然取消奴婢的结果使应纳税者的人数有了增加，但是统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使得国家税收收入下降。

沈鱼 2006-02-01 16:21
改革尝试

19世纪初，韩国经济和社会状况得到进一步改善。人民普遍认为，对外国的思想，特别是欧洲的商业应当认真看待。一些官员主张对国家的财政进行彻底改革。中央政府研究了这个建议，但是由于出现一场争夺权力的斗争，这项建议的实施受挫。多次农民起义的发生逐渐导致政治动乱。

权势很大的两班官吏通过与王室的联姻确保自己牢牢控制着政治权力，19世纪初制定的每一项重大的国家政策，都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

他们分裂成许许多多互相争斗的集团，对人民大众的命运与利益毫不关心。在18世纪末英国人为了在远东寻找市场而闯入韩国海域开始进行试探时，韩国的国内形势正是如此。19世纪40年代，俄国和法国的船只和战舰也出现在韩国海域，激起了韩国人民的巨大愤慨。

1801年和1839年，政府对天主教徒进行迫害。这种情况促使天主教徒逃往边远地区，因为在那里，在变得更加指望宗教解救的贫困的农民和两班中，天主教得到传播。

1863年，李昱应亲王（更为人知的称呼是大院君或摄政王）为了加强王权，实施了包括国家财政和政府行政管理在内的一系列重大改革。他坚决反对外国商业势力日益渗入韩国。1866年春，政府下令严厉镇压天主教徒。法国舰队被这一措施激怒，驶入汉江，沿汉江而上，同时在江华岛上发生了战斗。

经济和社会发展使多数两班陷于破产，而农民和商人则渴望抛弃传统的社会限制。随着这些趋势的发展，政府制定措施进行压制。推动社会发展的另一个因素是两班和出身比较低微的母亲所生子女的增多。

虽然取消奴婢的结果使应纳税者的人数有了增加，但是统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使得国家税收收入下降。

沈鱼 2006-02-01 16:22
1812年和1862年的农民战争

在这段时期里，旱灾和水灾交替发生，造成农业.连年歉收，由此又导致饥荒不断的悲惨局面。接踵而来的是过度的征税和强制劳役。这些天灾人祸引发接二连三的农民起义。1812年，洪景来在北部的嘉山率农民起来造反，在那个地区占优势地位历时数月。政府官员十分害怕，赶紧派兵镇压。经过一场艰苦的战役后，才把这次起义镇压下去。在南方，直到最南边的济州岛，也和北方一样，农民坚持斗争，反对政府、地方贵族和富有地主的压迫。

在洪景来率领的农民起义之后的半个世纪，情况并没有改善。庆尚道晋州的一批农民起来造反，反对压在他们头上的霸王，即道的官吏和富有地主。1862年起义的直接起因是上任不久的庆尚左道兵马使白乐莘对贫苦农民的搜刮。

当地书生柳继春对白乐莘贪得无厌的行径义愤填膺，领导农民起义，痛斥腐败的小官吏和富有的地主。起义者杀死当地政府官吏，放火焚烧官府衙门，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汉城政府闻讯大惊，慌忙派一位调查员到现场去。根据他提出的关于当地有关官员营私舞弊的调查结论，政府匆忙修改了土地、军事和粮食借贷制度以消除这种弊端。可是，期望本身深深卷入这种营私舞弊行为的中央政府统治阶级作出根本性的改变，从一开始就是不切实际的。但是，至少进行了表面的改革尝试。
 
晋州的农民起义成为其他地方举行类似起义的信号。在庆尚道、全罗道和忠清道，在遥远的济州岛，在韩国中部，以及北部的咸镜道和平安道，一批批农民揭竿起义，在主要城市进攻官府，驱逐官吏。

在这种条件下，崔济愚阐述了东学思想，以使农民摆脱普遍存在的贫困和不安，恢复政治和安定。他的思想迅速得到人们接受，他把他的学说配上音乐，以使农民更易理解和接受。他把他的学说更加系统化，编写成书籍，作为给苦难农民的一种解救启示。他所唱的歌曲是儒教、佛教和禅教（新罗花郎学说）的传统内容的混合物。他给这些内容加上现代的人道主义思想。（排外主义是他的宗教的又一个特点。东学教包含一种早期形式的民族主义，排斥外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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