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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鱼 |
2006-02-01 16:53 |
对资本主义侵犯的反应
19世纪末，英国人、俄国人和其他欧洲人坚持要求建立通商关系。普鲁士商人奥佩特于1866年两次叩敲韩国大门，要求进行贸易，但是遭到拒绝。同年，美国 “谢尔曼将军号”冲进韩国水域，目的是要迫使韩国政府同意通商。这艘船满载着欧洲商品驶入大同江，一直驶抵平壤。在那里，他们在同韩国军民打交道时不体面地动用武力。被激怒的韩国军民对这艘船发起进攻，放火烧了它。
大院君屠杀天主教徒大大刺激已经在印度支那建立了立足点的法国，促使它对韩国采取侵略行动。法属印度支那舰队司令P.C.罗斯海军上将率领他的分舰队于1866年10月13日驶抵江华岛附近海域，并令军队在岛上登陆。可是，他们被韩国军队击退，于是法国舰队被迫撤走。
日本从1868年起，作为实施对韩半岛侵略政策的第一步，开始逼迫韩国举行旨在修改传统关系的谈判。从美国的观点看，作这样一种修改也是十分可取的。“谢尔曼将军号”事件促使美国加紧努力，迫使韩国开放其港口。1871年，华盛顿指示其亚洲舰队进犯江华岛。美国军队被韩国守军击退，于是他们的舰队撤出韩国海域。
当日本表示它打算终止同韩国的传统外交关系时，摄政王表示了一种不同的见解。他主张恢复由对马岛的统治氏族充当两国政府的中间人这种行之已久的办法。
由于摄政王在这件事上态度坚定不移，日本领导人抓住“韩国问题”作为缓解国内不满情绪的排泄口，制订发动侵略战争的计划。驻在这个地区的日本官员奉命暗中收集有关韩国国内形势的材料。日本领导人建议派30个团占领整个韩半岛。韩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大米产量成为日本侵略阴谋的重要因素。为了实现他们的目的，日本人制造了许多事件。他们派遣军舰袭击韩国沿海的一些地点，釜山和江华岛，制造一种眼看就要实际开战的气氛。1876年1月16日，由400人的军队护卫，配备了齐全的战斗装备的日本代表团在江华岛甲串登陆。
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缔结了一项12条条约。这项条约是日本单方提出的，规定要修改两国外交关系。由一项贸易协议和一项关税协定组成的条约附约于7月份签署。贸易协议和关税协定全部都是日方起草的。这些文件给予日本方面诸如治外法权、免除关税和在对外通商港口正式承认日本货币等特权，因而为日本进行侵略提供了法律基础。这些为日本在韩国进行侵略奠定法律基础的条约，是强加于韩国的不平等条约，就像一些年前日本受到欧洲国家和美国的胁迫一样。
1881年，日本的侵略范围扩大，迫使韩国方面开放元山港和仁川港。另一个要求是日本要在韩国首都派驻一名领事。在发生这些事件的过程中，韩国人中有两种强烈的意见，一种主张打退“刁滑的”外国势力，另一种则主张进行国内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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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鱼 |
2006-02-01 16:54 |
主张打退外国势力的论点
韩国有学问的儒家根据通过清代中国获得的信息，认为欧洲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是具有潜在破坏性的侵入。他们想加强他们与新儒伦理观的同一性，对各种新的信仰变得不能容忍。1864年，摄政王封闭了许多地方书院。这一政策引起了他们进一步的冷漠。这些儒家文人在他们的精神、政治和经济据点被剥夺之后，感到需要恢复新儒教的优势。另一个助长排外情绪的因素是1866年外国舰队侵入韩国海域。
这些因素促使李弘兽（1792-1868）强烈主张抵御欧洲资本主义的入侵。他主张进行政治改革，保持政局稳定，加强韩国的国防能力。他的结论是，不让资本主义进来，就能防止韩国的欧洲化。他建议抵制欧洲货。他的弟子和与他的学派有密切联系的许多儒家学者和思想家也要求加强国防。
1881年，许多儒家对中日两国的政策提出反对意见。大约那个时候，白乐宽提出韩国只有在作好进行商业竞争的充分准备之后才可向外国利益集团开放。这些儒学家中，有些人以反对国家政策的罪名受到惩处。
主张抵制外国势力的儒学家主要主张采取切实的改革措施，而不是倾向于抽象的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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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鱼 |
2006-02-01 16:55 |
改革派
1876年和1880年，一个韩国“亲善使团”应邀去日本考察日本按照欧洲模式建立的种种新体制。金宏集（后来叫做弘集）于1880年回国时，带回一本清朝驻日公使馆的一个中国官员所写的小册子，名为《朝鲜策略》。该书建议韩国为了求得经济发展应接受欧洲的各种体制和技术，并同中国、日本和美国合作，加强自己的防卫能力，以阻遏俄国向南扩张。
这一“策略”在韩国一披露，于1876年曾主张赶走日本势力的儒学家便发动了一个强烈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入的运动。这一运动很快便在庆尚道、江原道、京畿道、忠清道和全罗道的儒学者中扩展开来。政府于1881年派一批年轻贵族去日本考察行政、军事、教育、工业和技术体制。与此同时，应清代中国的要求，另一批由金允植率领的60名韩国青年访问了中国。在那里他们主要是研习制造和操作西方武器的技艺。这种改革尝试发自政府本身，因而这一浪潮不久便广为蔓延，不仅席卷了两班和中等阶级，而且席卷了整个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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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鱼 |
2006-02-01 16:56 |
反对日本
日本驻韩国公使花房义质强迫韩国政府采用日本军队的训练制度，并为此建立了一个单独的训练部。实施军队改组和训练本身便是进行侵略的有效跳板。日本于1876年垄断了韩国市场。两年后，日本的第一银行在釜山建立了一个分行，鼓励日本商人大规模打入韩国。日本商人可以用低得难以置信的价格买进大米、大豆、牛皮和砂金，在本国获取高得惊人的利润。另一方面，韩国面临着想出某种办法来保护本国经济的迫切需要。
武装力量内部的差别待遇成了一个引起愤慨的问题。在抗议运动处于高潮时，在特别部队中进行日本式训练的士兵的薪饷和犒赏明显地高于接受传统训练的普通士兵。后者被这些不公正做法所激怒，起来造反。韩国士兵为发泄他们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怒，袭击了日本公使馆，迫使日本公使和他的手下人员于夜间逃往仁川。国政再度交托给大院君处理，以期能挽回局势。
闵妃皇后一伙逃离皇宫，从而勉强脱身，未被造反的军队抓获。她要求中国派军队帮助镇压这次起义。中国允她所求，派了四艘军舰和3，000军队到韩国。此外，他们把摄政王抓起来，带往北京。已设法逃到日本的花房公使于8月12日回到汉城，带来了1，500军队和四艘军舰。花房打进韩国首都后，逼迫韩国政府赔偿损失和同意日本军队驻扎韩国。
在日本威逼之下缔结的济物浦条约中，韩国同意了日本的要求，其中包括韩国应支付50万圜（won）的赔偿和允许日本军队驻扎在韩国首都保卫日本公使馆。这项条约还扩大了日本以诸如釜山、仁川和元山等港口为中心的侵略活动范围。
与此同时，中国继续干涉韩国内政。他们任意改组韩国的政府体制，任命以前盘踞高位的闵妃集团的成员担任重要职务、中国权势赫赫的李鸿章派他的使者穆麟德和马建忠到韩国执行改组韩国外交的任务。韩国军队由清朝的袁世凯指挥，对它进行中国式的训练。
为了恢复中国对韩国的控制，中国建议韩国同欧洲国家和美国缔结一系列商务条约。韩美通商条约于1882年5月22日议定，并于6月6日签署。韩国于1883年11月26日在汉城同英国和德国签署了修订条约。这两项新条约连同与日本缔结的第一项国际条约，是对韩国最不利的条约。
1884年6月25日，同俄国签订了一项通商条约，接着于1888年8月8日又缔结了另一项有关韩俄陆路贸易的协定。1886年6月4日，与法国订立了一项通商条约。
日本与韩国缔结了一项有关日本在韩侨民商务活动的协定。在这项与日本缔结的协定中规定的税率对韩国十分不利。穆麟德企图把俄国势力引进韩国，其目的是策划在两国间订立一项秘密保护条约。可是，他的这一行动促使英国占领巨文岛以阻止俄国的推进。韩国被抛进了国际角逐的漩涡。
随着英国于1885年4月10日占领巨文岛，韩国丧失了对南海最佳港口之一的控制权。英国在经由李鸿章得到了俄国不会试图占领韩国的任何部分的保证之后，于1887年2月27日从巨文岛撤走了英国舰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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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2-01 16:58 |
1884年的政治动乱
同外国缔结一系列的通商条约加剧了资本主义国家对韩国的侵入。一批改革派人士谴责主要的当政者试图依靠外国势力实行改革，以改善社会状况，使人民富裕和增强国力。金玉均和洪英植主要关心的事是使现代改革开始进行。闵氏家族在发生军队反叛以后严重依赖中国，导致中国军队占领了首都。
在中法之间爆发战争时，日本驻韩公使竹添进一郎同这些改革派谈及发动政变的计划：当时中国虽已从韩国撤走了部分远征军，但是它继续保持的军事实力仍远远超过日本人。
改革派策划在1884年12月4日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暗杀与中国关系密切的显要官员，但是这项计划没有完全付诸实施。改革派首先到皇宫谒见高宗（1863－1907），极力要求他允准他们的改革方案。
12月5日，在军队指挥官们和大臣们前去朝见国王的途中，改革派在宫廷大门之内暗杀了他们。可是，改革派被迫逃走，没有宣布他们的14点综合改革法令。金玉均和徐载弼逃到仁川，登上一艘日本船前往日本避难。
日本通过订立天津条约，解决了同中国悬而未决的问题。双方在该条约中商定：（1）双方同时把远征军撤出韩国；（2）双方不派教官去训练韩国军队：（3）如果一方决定派军队去韩国，要事先通知另一方。然而，袁世凯仍留驻汉城，干涉韩国内政，而日本不愿甘拜下风，随时准备抓住一切适宜的机会进行侵略。
日本业已巩固了它对韩半岛进行经济侵略的基地。日本指望以韩国的生产来满足日本对大米和大豆的需求。随着日本人口的增长，这方面的需求也相应地飞速增加。韩国大米质量比日本大米好，价格又便宜得多。日本人开始使韩国农民依赖日本资金，用高利贷手段剥削他们。日本还通过第一银行在釜山、元山和仁川开设的分行，廉价收购牛皮以供军用，廉价收购黄金作为日本银行的储备金。
日本对韩国的出口商品在初期主要是转销欧洲货（尤其是英国货）和美国货。日本后来把这些欧洲商品留着从本国消费，逐渐以质量低劣的日本货取代欧洲货出口，大多是些日用的杂品。
渐渐地出现了粮食大量外流的情况；最终使韩国农民民不聊生1889年和1891年，当咸镜道和黄海道农作物歉收时，日本政府却以日本商人蒙受了所谓损失为由，索取了高额赔偿。大多数农民由此陷于贫困境地，他们认为他们的悲惨境况是由韩国统治阶级造成的，因此向他们发泄怒气。他们所采取的办法就是起义。在从1884年政治动乱到1894年这段时期里，各道都一再爆发农民斗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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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鱼 |
2006-02-01 16:58 |
1894年的东学革命
东学所本的原则是解救农民，使其摆脱贫困生活。虽然它的宣传带有宗教色彩，但是它主要关心的事情是实现现实的国家稳定和安全。政府看到崔济愚的学说越来越得人心，便于1864年以扰乱社会的罪名把他处死。可是，他的运动继续存在，为贫困所迫的农民都涌到他的旗帜下。1892年，全罗道和忠清道发生了大规模的东学道示威。1893年，东学信徒们前往汉城，在皇宫前举行示威，但被军队驱散，约2万名东学信徒在忠清道的报恩集会，宣告他们抗拒日本和欧洲的决心。1894年，全琫准担任全罗道东学的领导人。在一个新水库建成之后，生活已经十分艰难的农民又受到残酷的剥削。
农民由于和平抗议毫无结果，便采取暴力手段。政府以残酷的措施对付他们。汉城派出一名督察下令成批处决。全琫准领导了一场规模更大的起义，击败了政府军，占领了道的首府全州。在那里，他们同意停火，并提出一项全国改革方案。然而不幸，闵氏家族把持下的朝廷决定要求中国干预。2千人的中国军队自6月8日开始在牙山登陆，攻下公州，政府军则于6月11日夺回了全州。农民军溃散。日本于6月10日派400名海军陆战队登陆，于6月16日又派一个混编旅登陆，不久，日军便进入汉城。
日本军队只是在把中国军队赶出了韩国领土后才把注意力转向东学道。东学道面对着政府军和日本的联合进攻，在全罗道的泰仁遭到毁灭性打击。全琫准被活捉后，在首都斩首。无数的东学军和农民被日本人俘虏和屠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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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鱼 |
2006-02-01 16:59 |
改革尝试
1884年的政变没有成功，使改革努力遭受挫折，但是广大人民还有一些政府领导人仍强烈地感到有必要进行改革。传统社会秩序由于农民斗争而加速瓦解。这种局势的发展导致韩国实行体制改革。
保守政府于1894年在全州实行停火时曾被迫接受东学造反者提出的行政改革建议。日本军队利用这场农民斗争来达到它的侵略目的。接着在中日战争过程中，日本以武力威胁迫使韩国实行改革，同时把倾向中国的保守政治人物逐出政府。1895年4月17日，在日本下关缔结了结束中日战争的和约，中国的影响衰落了，但是韩国政府已被强行纳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计划之中。
1894年7月27日，成立了军国机务处，作为国家的最高行政和立法机关。7月29日，该处通过了一项23条改革计划，但是这项计划决不是自主制定的，因为它带有日本的侵略意图。这项改革运动主要是由严重倾向日本的政客们领导的，但是摄政王通过鼓动东学道信徒从事抗日活动来同日本侵略作斗争。
军国机务处通过了不下208条改革措施。其中包括使用朝鲜王朝建立作为历法起算日期，对腐败官员的纪律处置，放宽贸易活动限制，建立银本位的新货币制，在财政部管辖下统一财政管理，度量衡标准化，一切赋税用现金缴纳，建立股份公司，依据法院改组法把司法权分离，统一警察力量等。尽管通过了这些措施，却很难进行实质性的改革。12月17日，金弘集内阁被排除出政界圈子，军国机务处也被关闭。
新内阁试图在“14条大计划”基础上进行改革，这个计划是先前改革措施的简化版。这次计划的目的如下：国家自主和独立，宫廷和政府分开，在财政部管辖下对国家收支实行预算制；在赋税征收中遵守法定税率；教育军官；建立普遍征兵制基础上的军事制度；改革地方政府制度；保护公民生命和财产；制定民法和刑法；任命得力人员担任政府职务，为有才华的青年人提供机会到国外深造以获得现代知识和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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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鱼 |
2006-02-01 17:01 |
日本加紧侵略
日本侵略韩国，如一度任日本驻英公使的林权助先前说过的，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随着日本侵略的加紧，闵妃集团同俄国公使卡尔·维伯勾结，迫使金弘集改组内阁。像李范晋这样的亲俄派人物在内阁中获得了职位。
政府在1895年4月改组军事结构时，雇用了日本军官任教官。他们训练了约800名韩国官兵，然后指派他们到王宫去任实习警卫。正是在这种宫廷保安工作可疑的情况下，激进的日本公使三浦梧楼等日本人决定暗杀闵妃集团中的首要人物闵妃皇后，因为她再次向中国和俄国提出秘密建议。日本军队利用这些实习警卫和反对闵氏家族的人，打垮了王家贴身警卫的抵抗，于10月8日黎明时分闯进庆福宫。
日军冲进玉壶楼，找到了闵妃皇后，把她杀死，然后用煤油烧了她的尸体。各外国使团对这起暴行十分愤慨。日本政府匆忙将那些参与这一行动的人送回国内，在广岛监狱扣留一段时间，以逃避罪责。对他们的审判，借用日本历史学家柳部建太郎的话说，是“蓄意审判不公，以庇护这些罪犯”。
尽管日本惨无人道，欧洲列强由于担心俄国向南扩张，却欢迎日本的公然侵略，把它视为对俄国威胁的抗衡。德国认为日本军队继续驻扎是必不可少的，而其他国家则认为，要求撤走只会造成更多的麻烦。英国认为把韩国托给日本是制止俄国推进的适当措施。美国政府则指示它的公使不要发表任何对日本不利的议论。
全国人民得知闵妃皇后被一伙日本闯入者杀害的消息，义愤填膺。儒家学者动员志愿人员同日本人战斗。金弘集内阁受到这一事件的重大刺激，加速进行改革。它采用阳历，在汉城建小学，推行种牛痘，开办现代邮政，改组军事系统，把陆军王家卫队驻扎在汉城，其他部队分驻各道。在这一改革期间，日本强迫韩国内阁颁布一项禁止蓄顶髻的法令。蓄顶髻的市民在街上或在家中被逮捕，被迫剪去顶髻。崔益铉因无视这项法令，遭逮捕和囚禁，但他没有屈服。日本人干这些事，是企图抹掉韩国的传统，结果却激起了韩国志愿的“正义军”的武装抵抗。
自发抗议不准蓄顶髻禁令的“正义军”扩展到全国各地。政府派汉城的王家卫队去镇压他们，由此削弱了宫廷的保安工作。俄国把这种削弱视为扩大自己势力的一个机会。俄国人从停泊在仁川港外的一艘俄国军舰上召来了100名水兵，表面理由是为了保护俄国公使馆。不久，又派了一支120名水兵的部队加强他们的力量。前公使维伯仍留在汉城，他阴谋劝说高宗到俄国公使馆避难。与此同时，内政大臣俞吉浚同日本公使小村寿太郎就可以采取何种对策对付俄国问题进行磋商。1896年2月11日黎明时分，高宗和王储前往俄国公使躲避日本的威胁，他们还受到其他国家公使馆派出的卫兵的保护。日本公使小村到俄国公使馆拜会俄国公使施佩耶，要求皇帝返回皇宫。但是高宗皇帝拒绝回去，他知道他所作的选择是两害取其轻。
同时，韩国政府，按照这位俄国公使提出的一个建议，任命俄国人担任军事训练和财政管理顾问。5月份，一个由闵泳焕和尹致昊率领的韩国代表团在俄国与外交大臣洛巴诺夫订立了一项条约，同意下列条款：（1）将由俄国保护韩国君主，如果有必要，将向韩国增派军队：（2）上述顾问将受俄国公使指导；（3）两国政府鉴于韩国的经济状况，在认为有必要时将订立一项贷款协定：（4）将授权俄国政府把它的电报线路与韩国的电报网连接。在韩国国王遭拘禁的情况下，俄国立即把这项条约中的侵略性条款付诸实施。
在国王住在俄国公使馆期间，韩国处理对外关系的宗旨是保护王室不受日本暴力行为在王宫造成的恐怖气氛的影响。这种压倒一切的关心导致不顾俄国奉行侵略政策而仍依靠它。
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竞相获取租借地。韩国政府从它在俄国公使馆的避难所无条件地同意划给租借地，没有像通常那样规定租借期限或征税条件。通过这种租借地，韩国被列强剥夺了自己的地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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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鱼 |
2006-02-01 17:03 |
人民的觉醒
徐载弼原在日本避难，1884年前往美国学医。1896年一回到韩国，便再度领导起国家的现代化改革计划。徐被任命为枢密院顾问，因而得以扩大他与政府显要领导人的接触。他从内政大臣俞吉浚那里得到了5，000圆的捐款，于1896年4月7日创办了《独立新闻》。该报用纯韩文和英文出版，很受公众的欢迎。
这家报纸的目的是向韩国人民传播国内外新闻，它以公正无私的态度对政府的各项政策，既有表示赞成的，也有表示反对的。它要求国家竭尽全力加强自主，促进大众利益。在韩国政府因日本和俄国的侵略政策而从根本上受到动摇的时候，这家报纸反映了时代的需要。徐载弼要求政府把提倡民权放在最优先地位，要求政府阻止外国势力增长，保障国家主权。这位发行人还尽力向读者介绍现代科学和西方世界的思想。
《独立新闻》发行量迅速增长，由最初的300份发展到3，000份。徐载弼不倦地启迪人民群众，他还利用一切机会在街头向人民讲述时事。他的报纸使市民醒悟到当时的迫切需要：消除腐败，发展教育，巩固国家主权和提倡民权。
徐载弼参与创建的独立协会于1896年7月正式成立，由国防大臣安駉寿任会长，外务大臣李完用任董事长。它的会员中有曾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现代化改革和争取独立斗争的政府和社会著名人士。协会会员中有许多重要的政府领导人。王储向协会捐赠了1，000圆以示合作，由此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兴趣。
徐载弼竭尽全力唤起公众，使他醒悟到实现现代化的需要。他坚定地认为，下列步骤是为国家发展所必不可少的：民众教育，道路建设，从事商业增加国民财富，妇女教育，采用韩语进行民众教育，国内贸易采用的货币，广泛发行国内外报纸，开发矿产资源和建立国会。
徐载弼对于政府自1897年以来把自己的财政和军事大权交托给俄国表示强烈反对。他就俄国要求租借釜山附近的绝影岛（今称影岛）和建立韩俄联合银行向政府提出抗议。徐在汉城市中心一次群众集会上讲话，要求政府辞退俄国的军事和财政顾问。在同一集会上上台讲话的李承晚等人也指出，把韩国的财政和军事大权交托给另一个国家是荒唐可笑的。他们的讲话博得了听众的热烈掌声。
独立协会经常向政府提出有关国内行政改革的意见，有反对意见也毫不犹豫地讲出来。它关于解除有不轨和舞弊行为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要求得到实现。该协会还通过“外部”人士，对政府在木材采伐、矿山开采和铁路修筑中出让权利的事进行调查，向政府提出抗议要求纠正。于是政府把独立协会的领导人投入监狱，并敕令解散。这一压迫性行动扼杀了独立协会的争取民权和国家主权的行动。这个协会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是却把它的精神留传给了嗣后的民族运动。
人民一致谴责国王逃到一个外国公使馆避难和继续给予外国人以经济特许权的行为，独立协会的运动集中表达了他们的义愤。因此，高宗于1897年2月离开俄国公使馆，搬回庆运宫（今德寿宫），并于8月将他的年号改为光武。他于10月份昭告全国和全世界建立一个独立的“大韩帝国”，此后他便以“皇帝”头衔自称。这是韩国舆论压力的重大胜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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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鱼 |
2006-02-01 17:04 |
俄日之争
以日本默认俄国租借旅顺作为海军基地和租借大连为商港25年为条件，俄国同意不妨碍日本在韩国的商业和工业活动。这就是1899年4月25日日本外相西德二郎和俄国驻日公使罗森之间签订的第三次俄日条约的实质。俄国由此给了日本肆意侵略韩国的机会。
由于在满洲爆发了一场反对外国的义和团运动，俄国以保卫铁路为借口向满洲地区投入了18万大军。满洲领土的四分之三处于俄军的占领之下，他们在那里伺机入侵韩国。
在鸭绿江畔经营的一家为俄国帝国基金会所拥有的俄国木材公司的经理在1903年向俄国政府提出了一个入侵建议。俄国公使巴甫洛夫建议俄国在鸭绿江以南确立势力范围，并拒绝其他国家对满洲进行任何干涉。据此，俄国集合了它驻旅顺口的舰队并把地面部队部署在凤凰城和鸭绿江沿岸。1903年8月，俄国占领了龙岩浦，并匆忙构筑军事设施，包括堡垒、兵营和通讯线路。
日本通过1902年签订的英日联盟条约，在英国合作下，获得了国际上对它侵略韩国政策的承认。这项条约规定，以英国给予支持为交换条件，日本将承担在远东阻止俄国向内推进的责任。日本以俄国承认它在韩国的活动为条件，同意承认俄国对满洲的占领。
俄国和日本正面对峙着，每一方都企图占领鸭绿江的两岸，作为走向既占领韩国又占领满洲的准备步骤。1904年2月8日，日本向停泊在仁川港和旅顺港的俄国舰队开火，由此触发了日俄战争（1904－1905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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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鱼 |
2006-02-01 17:05 |
加强殖民统治
日俄战争爆发时，韩国昭告世界将恪守中立。尽管如此，日本仍派遣大量军队进入汉城，并于1904年2月23日迫使韩国政府签订韩日议定书。这项议定书单方面强逼韩国作出为日本进行这场战争所必须的让步。日本在韩国驻扎了六个半营。它们铺设军用铁路，通过占领中央电讯局夺取了韩国的电报电话网络，并霸占土地供军用。9月份，日本宣布对韩国全境实行军事管制，并宣布任何韩国国民如被发现擅自进入军用铁路交通线者均将处以死刑。
日本通过修改1905年1月6日的军队统治条例，镇压任何通过集会、结社或报刊进行的反日运动。它于7月3日宣布，违反军队统治条例的人将按日本法律予以处置。1904年8月22日订立的第一次朝日协约中规定：将从日本人中任命一名财政顾问，从日本政府推荐的第三国国民中任命一名外交顾问。这一条款的目的显然是要剥夺韩国的国家权利。
这项协约又用1904年5月底订立的给予日本广泛特权的“关于在韩设施的原则”来予以加强。这些原则中包括甚至在日俄战争之后仍在韩国驻扎军队，征用土地供军用，监督韩国的外交和财政管理，占用韩国的交通和通讯设施，以及开发在农、林、矿、渔方面的租借区。
日本派了曾在它的外务省供职的一个名叫史蒂文斯的美国人任外交顾问，派了它的大藏省官员目方种太郎任财政顾问。日方攫取了支配韩国财政管理的全权，并把韩国货币纳入日本货币体系，把它贬值五分之一到一半，以掠夺韩国的财产。日本官员进一步渗入韩国政府担任王室、国防部、警察和教育部的顾问，由此削弱韩国政府的权利。
在对俄作战期间，日本和英国于1905年8月12日修订了英日联盟条约，获得英国同意后，日本打着保护的幌子实施把韩国变为殖民地的阴谋。在日本与美国秘密签订的塔夫一桂协定中，美国承认日本在韩国拥有特权。在自8月9日起在朴茨茅斯举行的和平会议上，日本要求根据第二次英日联盟条约和美日协定“把韩国交给日本自由支配”。
美国、英国和俄国最后对日本在韩国的侵略给予国际默认。美国总统承认日本在韩国拥有占优势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利益，因而拒绝考虑高宗皇帝通过教士外交官霍•默B•赫尔伯特转交的叙述韩日条约非法性的亲启信。
在朴茨茅斯条约生效后，日本立即派伊藤博文到韩国，迫使韩国政府订立第二个韩日条约（乙己条约）。那时，日本一支骑兵部队、一个炮兵营和一支宪兵部队已经侵入汉城。11月17日，伊藤逼迫韩国政府签订旨在通过完全断绝韩国政府的对外关系来孤立它的草约。接着，夺走了韩国的外交权，把它置于日本外务省的控制之下，根据这项条约，日本还在韩国设立统监府来实施殖民统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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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鱼 |
2006-02-01 17:07 |
统监和抵抗
韩国完全由日本控制是从1906年2月1日开始的。统监对韩国的外交、内政和军事掌握着全权。他通过韩国管理改进委员会逼迫韩国政府在财政、银行、农业、林业、采矿、交通、教育、文化、法学、国内安全、地方行政和王室等方面接受日本的侵略政策。
为了掩饰他们的强逼行径，统监派遣史蒂文斯去美国给日本进行宣传，费用由韩国政府开支。据说史蒂文斯从日本人那里拿到了数万美元，他一到旧金山，便发表虚假不实的言论，竟说韩国人民总的说来欢迎韩日条约的。韩国移民张仁焕和田明云听到这种谎言怒不可遏，于1907年3月将他刺杀。
高宗皇帝于1907年6月派遣了一位密使去参加海牙和平会议，向全世界揭露日本的侵略政策。统监府得知后，逼迫高宗退位，并于7月24日再次迫使韩国签订第三项韩日协约（韩日新约）。这项协约为日本吞并韩国提供了法律依据。大量日本官员渗透到韩国政府的行政和司法部门，加速了日本攫取韩国政府实权的图谋。韩国军队被解除武装并被解散，司法系统被改组以便为日本的侵略服务。
韩日新约附有一项秘密备忘录，其中规定：将解散韩国军队，法院、新建的监狱和警察将移交给日本管理。这使日本人掌握了实际的司法和警察权力。
大韩帝国这时已成了一个有名无实的国家。日本侵略者通过他们的军队和警察对韩国政府施加武装压力。1910年6月创立了宪兵体制，任命日本宪兵司令兼任警察总监的职务。
日本在进行对俄作战时，策动成立了一伪协会——一进会。韩国人民对此十分愤慨，大韩协会、皇城（汉城）基督教青年会和全国教育研究协会激烈抨击一进会。《皇城新闻》发行人张志渊在一篇社论中抨击保护关系条约，日本警察将他逮捕，并查封了他的报纸。另一家报纸——用韩文、中文和英文出版的《大韩每日新报》抨击日本的侵略和压迫政策，成为韩国民族反抗的指导。
代表社会各界的许多领袖，为反对被迫签订的条约而自杀，并有很多人企图刺杀与日本合作签订侵略条约的韩国朝廷大臣。
高宗皇帝向美国和向1907年举行的海牙和平会议呼吁，请求支持否定这项条约，然而没有成功。韩国人民对日本控制的反抗加剧，但是遭到日本军队的残酷镇压。在忠清道、全罗道、庆尚道和江原道，爆发了由著名的儒家学者领导的起义。
虽然抗日战士——主要是年轻农民——缺少武器，但是他们却英勇地与日军作战。当被日本强迫解散的正规军参加战斗时，抗日斗争声势浩大，发展成全面的抗日战争。战斗伸展到全国每一个地方。不仅是农民和军人，还有韩国北部的猎人和矿工，都加入了抗日行列。指挥人员包括两班阶级的儒家学者和许多平民。
1907年至1909年间，曾进行过许多次激烈的阵地战，但是在抵抗战上则更活跃地采取了济南战术，营救被日本人囚禁的爱国志士，破坏日本人的交通与通讯设施。在战斗地区访问过义勇军战士并亲自观察了他们活动的唯一外国人F•A•麦肯齐写道：
当我站在一个山口，向下望那通向利用的山谷时，我想起了我朋友所说的话。这里的情景确实表明了日本的残暴行径。我看到呈现在我面前的是化为灰烬的一个又一个村庄。这里遭到的是彻底而完全的破坏。一所房子也不剩，一堵墙也不剩。
义勇军的情况极其困难，因为必须尽可能设法获得与日本作战的武器和其他必需品，而日本军队和警察却很容易从本国得到作战物资的供应。韩国人民的武装抵抗逐渐衰弱。据日本方面报告，韩国义勇军在1910年11月或1912年3月在黄海道进行最后一次作战以后不复存在。可是，据麦肯齐报告说，义勇军的抵抗可能一直继续到1915年。在国内，抵抗运动转入地下，同时有一批爱国志士渡过鸭绿江和豆满江（即图们江），进入中国东北，组成了大韩独立军，把大本营设在间岛。这支军队成了此后一切抗日斗争的主力。义勇军战士作为国内外的争取独立的抗日斗争的先锋队，显现了韩国人民抵抗日本殖民政策的能力。
在这支抗日军于1909年在中国东北的间岛建立大本营时，间岛地区的人口为83，000韩国人和21，000中国人。日本统监为了摧毁那里的韩国独立运动，建立了一个分局，并驻扎了一支军队，外加宪兵部队和警察。一支韩国独立军部队在港范图领导下已经开到间岛，但是日本要求中国承认间岛为韩国领土，想以此来压迫该地区韩国居民。
可是，由于中国作出让步，准许日本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铺设支线，在满洲开采矿藏，政策有了改变。作为回报，日本于1909年9月4日同中国签订一项条约，承认中国对间岛的领土权。
尽管如此，在间岛新设的日本总领事馆仍然对韩国的独立活动施加压力。韩国青年爱国志士安重根于1909年10月26日在哈尔滨火车站刺杀了统监伊藤博文。
根据1910年8月22日签订、于一星期后宣布的一项条约，日本给了大韩帝国以最后的致命一击，把统监府改为总督府。在这项条约公布前，先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包括暂停报纸的出版和逮捕成千上万的韩国领袖人物。首都由日本特别作战部队严加防守。这项条约是已遭全国人民痛恨的一些韩奸官吏与统监府日本官员之间密谋的产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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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鱼 |
2006-02-01 17:09 |
经济剥削
1905年到1908年间，由于日本第一银行发行的钞票数额迅速增加，日本取得了对韩国货币的控制。日本商人在本国政府给予慷慨货款的支持下，能轻易地扩大他们的活动，打入韩国市场。日本在韩国经营的各公司，资本总额超过一千万圆。1908年日本在韩侨民总数为12．6万人，到1911年，侨民人数上升到21万人。
随着日本夺占韩国土地的势头越来越大，从事农业的日侨数目也迅速增大。受日本高利贷资本控制的韩国农民成了日本轻而易举地夺占土地的对象。统监府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土地所有权的明显有利于日本人的法律。
与此同时，在1905年至1910年期间，日本资本家主要在全罗道和忠清道强制性地购买土地。长期以来以韩国谷仓著称的全罗道的湖南平原，迅速地变成日本的农场。这样的土地夺占迅速扩大到其他道。日本人在全国范围强占肥沃的灌溉条件良好的土地，他们先是占据汉城一釜山铁道沿线的大邱和鸟致院地区，然后向北推进，占据汉城一新义州铁道路线的黄州地区。
为了在更大规模上更有系统地实行土地掠夺，统监开始采取把无主土地和韩国政府的军队农场分配给日本农民的做法。他原已拟定一项旨在把日本农民迁移到韩国定居的计划，1908年他设立了东方开发株式会社，夺占韩国土地，致使韩国王室的土地减少，预算下降。
日本计划规定没收韩国国有的未开垦土地和由军队耕种的军队农场，动员韩国劳工开垦与种植。这家公司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夺占了3万公顷军队农场和未开垦土地。剥夺王室财产是用分离财政管理权的手段实现的，其目的是为了防止高宗皇帝筹集抗日经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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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鱼 |
2006-02-01 17:18 |
教育变革
独立协会提倡进行现代化改革，提高了人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基督教传教士创办的学校向韩国示范了欧洲式的现代教育。在日本加紧侵略的形势下，政府努力设法解决教育问题。政府于1895年颁布了汉城师范学校、外国语院校和小学教育条例，于1899年颁布了医学院、中学以及商业和技术学校条例，由此为现代教育奠定了基础。1904年，扩大商业和技术学校的范围，把农业学校也包括在内。
1895年设立了学习日语、英语和法语的外国语学院，1896年设立俄语学院，1900年设立汉语和德语学院。
还设立了专科学校来为政府各部门培养具有专门技术的人员。这些学校设置了诸如采矿、法律、邮政和电力等领域的课程。还有许多由民间人士和传教士开办的旨在鼓励独立意识的其他学校。1904年由牧师全德基创办并主持的青年学院，为同新民会（争取独立的一个秘密组织）有密切联系的青年提供教育。这所学校于1914年被日本强行关闭。
日本通过统监府，对韩国的教育取得了实际控制权，以皇帝敕令形式对教育系统实施改组。日本人企图把所有学校置于政府管理之下，减少学校数目，使教育内容服从他们的殖民政策，并以降低学术内容的水平来阻滞韩国教育。日本人通过1908年颁布的私立学校法令加强了对私立学校的控制，并关闭了许多私立学校。
但是，在豆满江（即图们江）对岸的滨海州和间岛地区，仍继续创办学校。1919年，仅在满洲地区，韩国学校的数目就达130所。流亡在满洲的爱国领袖们像他们在国内的同行一样，特别重视教育，认为这是进行争取独立斗争的一个必备条件。
1905年，周时经就韩国语言的研究和编撰一部字典问题向政府提出一项建议。由于他的努力和1907年建立的全国语言研究会的努力，采用了一种书写本国文件的新体系。根据这个体系，官方文件和信函中不再完全使用汉字，改为汉字和韩字混合使用。
报纸和书籍使用了新的书写体系，以便在人民中更快地传播有关欧洲体制的知识。周时经于1908-1914年间出版了他关于韩语语法和音系学的著作，对科学地研究韩语具有深刻影响。他还教导说，语言和书写是民族精神和文化的基础。
在对民族语言有了现代化理解的基础上，开始了一个新文学运动，目的是在群众中唤起民族意识。新型的诗歌、小说和游记用韩文出版。这些文学创作成就之所以能够取得，是由于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头十年翻译出版了欧美文学著作并模仿它们进行写作。这一早期阶段的启蒙运动为20年代的现代文学奠定了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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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鱼 |
2006-02-01 17:23 |
反抗日本统治的进一步行动
日本总督府对于民众的觉醒和韩国人受教育一向十分敏感。因此，在1910年对有关韩国历史和地理的书籍进行的一次全国性搜查中，有20万到30万册书籍被没收烧掉。查禁书籍的范围包括韩国的读本，先前各世纪民族英雄的传记，以及有关独立、国家的诞生、革命等外国书籍的韩文译本。
日本人还曲解韩国历史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研究部所雇用的历史学家奉命歪曲韩国历史。《满洲历史地理》、《韩国历史地理》和《满洲地理和历史研究报告》便是这种修史工作的产物。在《韩关岛史》（1915）中，日本人把韩国历史的范围限于半岛，割断它与亚洲大陆的关联，并把韩国历史学家的见解斥为谬见。
日本人这种想消灭韩国民族意识的行径在教育政策中表现得更为突出。1911年9月颁布的教育法，主要目的是为了给殖民体制的运转培养人员。日本人不仅加紧了对私立学校的控制，还加紧了对传统学校的控制。90%以上的学龄儿童被剥夺了学习的机会，使他们一字不识。
从1910年到1922年这12年间，私立学校数目显著减少，由2，000多所减为600所左右。这就是日本殖民主义力图消灭韩国民族意识的悲惨结果。
1907年初，在“正义军”的领导下对统监府的反抗处于高潮时，诞生了新民会。这个秘密组织的目的是恢复独立。在安昌浩的领导下，这个协会不断发展，至1910年时，已有代表所有各道的会员300多人。
1910年12月27日，总督寺内正毅要出席鸭绿江铁路大桥的落成仪式。日本人无中生有地指控新民会会员策划了在他前去出席仪式途中暗杀他的阴谋，以此为借口逮捕了新民会会员及其同情者600余人，其中105人在严刑逼供之下被判了罪。一些人被拷打致死，6人被判徒刑，其中有尹致昊、梁起铎、安泰国和李升薰。
日本人的这种捏造遭到像H·G·安德伍德、G·S·麦丘恩和S·A·莫菲特等传教士的揭露。韩国基督教青年会秘书长P·L·吉勒特前往中国，向全世界宣布，这个事件纯属捏造。长老会国外传教团秘书长A·J·布朗应在韩国的传教士组织的要求，写了一本名为《韩国阴谋案件》的小册子，书中作了同样的揭露。布朗批评日本的殖民政策，称韩国成了“一个管理严格的囚犯隔离地”。
尽管寺内费尽心机摧毁新民会，“正义军”的指挥官们在林秉瓒的领导下，于1913年成立了独立军司令部，目标是把民众舆论重新引向恢复国家主权的事业。原来于1915年在大邱的佛教寺院安逸庵成立的朝鲜国权回复团的目标，包括以直接行动和通过外交途径宣传独立，向流亡在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提供军事经费。国权回复团于1919年动员了数千村民，计划袭击日本各宪兵驻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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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鱼 |
2006-02-01 17:30 |
土地测量和其他压迫
在设立总督府的时候，日本人开始土地测量以巩固他们的殖民经济制度。他们集中了全部行政力量从事这项工作，并动员了宪兵部队和警察力量。
在此之前，大韩帝国为了改组它的财政管理，于1898年发起一次土地测量。财务部的土地测量局于1901年给测量过的农田颁发了土地证，这项工作没有完成。1905年，日本强迫财务部进行一次土地测量以编出一份韩国政府岁入来源的清单，为夺占土地铺平道路。
1908年，日本人强迫韩国政府设立一个土地测量处来测定王室所拥有的房地产数量。根据这次测量结果，王室所拥有的全部不动产，除宫殿、王家陵墓之外，统统列为政府财产。这样登记入册的土地在后来日本人剥夺韩国的主权时，为日本所吞并。1912年，总督府颁布法律，要求房地产所有人在规定的时间内呈报他们拥有的土地，赋予日本财务机构以认可一切土地所有权的权力。
这项土地测量工作从1910年开始，花了八年时间，费用为2，040万日圆。它为整批地没收土地奠定了基础。
东方开发株式会社通过利用这些有利的新条件，把它所拥有的土地扩大到了154，221公顷。从属于这家公司的佃农数目超过30万人。这些佃农由于日本侵略的结果，早已被剥夺了自己耕作田地的权利。
由于进行土地测量而发生的土地所有权争执的数目达34，000起。这些争执的发生，大多数是由于韩国人在土地测量中被剥夺了自己的土地，或由于日本人为了非法获得土地而提出诬告。总督府通过援引“强制和解法”来解决这种争执。
1911年，总督府强行实施向日本人提供砍伐树木自由的措施，同时日本在韩国的伐木公司的权力也扩大了。1918年5月，日本人颁布了韩国森林管理法，强迫森林所有者向殖民当局登记。通过一次把国有林和私有林分开的调查，日本人以国有化为借口把109万公顷村庄森林和309万公顷坟地林的所有权转给日本的伐木公司。日本人过度砍伐树木造成韩国森林遭到严重破坏，随之在林木被砍伐殆尽的山区出现广泛的水土流失。
为了阻碍韩国已有公司的发展和阻止创建新公司，日本人于1910年12月颁布了公司法。这项法规赋予政府以发给许可证的权力，给韩国资本的发展造成很大障碍。甚至对于获得许可证的公司，总督府也可以任意地勒令停业或解散，而且规定对违犯者课以重罚。
在韩国资本减少的同时，日本对基本工业的投资却迅速增长。
本着同样的方针，1912年颁布的渔业协会管理条例使得日本人能够通过强迫韩国渔民把全部捕获整批出售，把韩国渔业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居住在韩国的约3万日本渔民，加上约9万名其他日本渔民(大多数是偷捕者)，使20万韩国渔民赖以维持生计的韩国渔场遭到严重破坏。
韩国农民的境况也同样悲惨，因为总督府以高利贷手段控制了借贷协会。此外，东方开发株式会社充当总督府的代理人，实行大规模移民计划。通过这项移民计划，在1918年前移来韩国定居的日本业主家庭不下98,000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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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鱼 |
2006-02-01 17:32 |
三月一日争取独立的斗争
1919年3月1日爆发的全国范围起义，是韩国人民在遭到日本殖民主义者的无法容忍的侵略、压迫和掠夺的形势下争取民族生存的怒吼。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形势显然出现了突然变化，一批韩国领袖人物便同时在国内和国外发动了一场争取独立的斗争。在国外的韩国领袖人物的活动中，当时在美国的李承晚试图参加1918年的巴黎和会，呼吁韩国独立，但是美国政府不许他去国外，因为美国把自己同日本的关系看得更加重要。作为一种替代办法，李承晚向当时在巴黎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发出个人呼吁，请他将韩国交由国际联盟托管。
1918年12月，在东京的韩国学生讨论韩国独立的问题，并于1919年1月选出了一个包括崔八镛在内的十人委员会，把他们的计划付诸实行。他们在东京的韩国基督教青年会会馆召开了一次韩国学生联合会会议，宣布韩国独立，但是集会的学生在与警察发生短暂冲突后被警察驱散。2月23日，他们在韩国青年独立团发起下在日比谷公园举行了一次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要求韩国独立。他们的目的是激励争取独立的抵抗活动，并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吁。
1918年在中国成立了新韩青年党，决定派金奎植出席巴黎和会、呼吁让韩国独立。该党扩大了它同在中国、美国、日本、满洲和西伯利亚滨海州的领袖人物的联系，以推进它的事业。
在国内，天道教(前东学道)的领袖们――其中最知名的是孙秉熙――认定，争取独立运动在性质上应是民众性的，非暴力的。在基督教青年会的指导人李商在和朴熙道的领导下，学生们团结在独立的旗帜下。这一运动的领导人还同李升薰建立了联系。在加强天道教与基督教领导人的关系上，崔南善和金道泰的贡献特别可贵。
在佛教方面，韩龙云一直在进行一场改革运动，以把佛教从由日本的政策造成的衰落中挽救过来，他还强烈地呼吁展开一场争取独立的运动。他在接到天道教愿意合作的表示后，立即响应。儒学家一贯表示反对日本侵略，其中一些人率领志愿的“正义”军与日本人直接作战。
独立运动的筹划工作也是在同一直秘密进行活动的各个组织密切联络的情况下进行的。1919年3月1日，正值为不久前驾崩的高宗皇帝进行公共哀悼期间，运动达到高潮，在汉城的塔洞公园公开宣读了大韩独立宣言书。被唤醒的市民接着走上街头游行示威，高呼要求韩国独立。这点燃了一个全国性的运动，许多人不分地区和社会地位参加进来了。
被日本人逮捕和交付审讯的韩国人，各行各业的都有，教育水平也不尽相同。当时韩国人手中没有武器，而日本人在他们的殖民地却除了分驻于751个警察局所的一支5，402人的警察力量和一支将近8,000人的宪兵部队外，还驻扎着一个半师的正规地面部队。日本人为了镇压韩国人民的这些和平示威活动，把这些武装力量动员起来，犯下野蛮的暴行。
日本方面投入了六个步兵营和400名宪兵来增援警察，进行这场镇压运动。他们杀戮了大约7,500名韩国人，打伤了将近16,000人。
日本人把凡是参加争取独立的抵抗运动的韩国人都定为罪犯，他们决定用屠杀政策来对付以后的示威活动。发生在京畿道水原的一个事例是很有代表性的。4月15日，一队日军命令30来名村民到一所基督教堂集合，关上所有的门窗，然后放火焚烧教堂。教堂烧了五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日本兵集中火力瞄准被关在里面的平民射击，把包括妇女和婴儿在内的所有人都杀死。日本士兵还烧了这个村子里的31所房子，然后又到附近15个村子放火焚烧了317所房子。加拿大传教士F·W·斯科菲尔德和美国一些传教士得知这一事件后，于4月17日前往事件现场，亲自察看了日本暴行的痕迹，并公诸于世。
大韩独立宣言书的33位署名人，与同他们密切合作从事独立运动的另外48人一起，被带到一个日本法庭受审。韩龙云是这些囚犯中的一个。他写了“韩国独立书”，陈述韩国人民应当获得自由的理由。这封信与大韩独立宣言书所附的公约三章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是为1919年的独立运动奠定精神基础的基本文件之一。韩国人民在展开这个运动的过程中懂得了既要成立一个政府，又要进行武装抵抗的必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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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鱼 |
2006-02-01 17:37 |
临时政府
在独立运动处于高潮时，分别于3月21日在海参崴、4月11日在上海、4月21日在汉城成立了韩国临时政府。可以认为几乎同时在三个不同地方采取这种行为的原因在于，大家认为独立斗争迫切需要有人进行领导。
所有13个道都有代表参加的汉城的临时政府宣布韩国独立，要求日本废除其殖民体制，从韩国撤走其占领军。它号召韩国人民拒绝向日本政府纳税，不接受日本法庭的审判，并避免在殖民机构任职。汉城政府对日本整个殖民体制提出了直接挑战。
设在海参崴的大韩国民会在得到上海成立了临时政府的通知后，努力设法使自己的活动与上海小组的活动融合为一体。上海小组通过一项决议，要求与汉城的政府合成一体。
临时政府作为韩国人民的代表，同时作为他们在国外的唯一的争取独立的组织，尽管遇到财政困难和想打入及镇压的企图，却竭尽全力履行韩国政府的国际义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对极权主义的日本宣战，并与盟国紧密合作。在27年时间内，临时政府在国外尽力代表韩国人民，直到日本投降后于1945年11月23日回到国内为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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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鱼 |
2006-02-01 17:38 |
独立军
在满洲活动的各支独立部队统一归临时政府指挥。可是，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临时政府领导人之间意见不一，这些独立军经常进行改组。1921年4月，由于认识到最紧迫的任务是把活跃在满洲的各支独立军联合起来，一批领导人在北京举行会议。这次会议后来发展成包括所有方面的国民代表大会，于1923年1月在上海举行了首次会议。在临时政府领导之下进行武装抵抗有了坚实的基础，在满洲的韩国军队不断地与日军作战，有时战果辉煌。
1920年10月在青山里，一支约400人的英勇的部队在一次历时四天的激烈战斗中，给了一支有一旅兵力的日军以粉碎性的打击。武装斗争不仅仅在满洲继续不断地进行。在俄国发生布尔什维克革命期间，日本军队一度曾短暂地进入俄国滨海州，把韩国独立战士从那里赶走。1921年6月，一支3，000人的韩国军队被俄国红军包围在“自由城”布拉维斯钦斯克，韩军被歼好几百人。剩下的1，700名幸存者被俄国政府命令缴械，带到伊尔库茨克编入红军，他们争取独立的战斗就此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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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鱼 |
2006-02-01 17:45 |
日本殖民政策的变化
日本对韩国独立运动的反击表明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特性。日本人强制推行殖民主义教育，达到无孔不入的程度。他们禁止教授韩国语言和历史，而更加强调教授日本语和历史。日本的宣传把这种蓄意消灭民族意识的行径吹嘘为“文化政策”。
日本宪兵虽然已被纳入普通警察的结构，但是它却在特殊法律的保护下，依然管理着警察。由于宪兵人员调入和并入普通警察，警察的力量扩大了。
1920年6月22日，一批韩国教育界领袖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批准他们建立一所私立大学的计划。可是，日本人根据韩国教育法的规定，驳回了这项决议，并且加紧压迫。他们于1924-1926年建立了京城帝国大学，作为一所推行殖民政策的学校。韩国学生进这所大学的录取人数限定为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极力限制韩国人受到基本教育，是总督斋藤实的最重要的基本“文化政策”。
1920年，总督府允准除了作为它自己的宣传喉舌已经存在的报纸外开办两家私人报纸。真正意图是暗中窥视表达反日意见的韩国人。对报刊登的每个字每句话都实行严密的检查。如过去一样，日本在文化领域的殖民政策是与通过扩大警察、司法体系和监狱体系压迫韩国人民互相配合的。
日本在完成了土地测量之后，便计划以增加韩国的稻谷生产来弥补其粮食不足。为了弥补缺额，日本要求通过改良土壤和耕作方法现代化来大大增加稻谷产量。计划的目标没有达到，最后于1934年放弃了这项计划，但是稻米生产的增加相当显著，大量的大米被运往日本。
增加稻谷产量的政策使韩国农民遭受严重损害。1912年到1931年间，韩国人均大米消费量急剧下降，这是由于运往日本的大米数量猛增之故――在这段时期里增加了五倍多。总督府在从韩国掠走了稻米总产量的48%至50%之后，设法从满洲输入小米来稍稍弥补一下由此造成的粮食短缺，但是小米的价格高于日本收购韩国大米的价格。
越来越多的农民由于这种殖民政策而下降为佃农或半佃农。1931年，他们的数目达2，325，707户，将近1，200万人，在高田租的盘剥下处于食不果腹的境地。主要的剥削手段――田租，高达每年耕作收入的50%至80%。
在夏天大麦收获前韩国农民周期性地面临的青黄不接，使他们陷于饥饿的边缘。许多农民（19%）移居中国东北、西伯利亚和日本。还有一部分农民到工厂去当无技能的劳工，或打零工以赚取微薄的不稳定的收入。一些家庭不得不分散，各自去谋生。
在仍然从事农耕的人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背负高利贷。据1930年的统计数字，在1，733，797个农户中，至少有75%负债。70%以上的债是欠日本金融机构的，年利高达15%至35%。
生活在城市地区的韩国人，境况也不比他们的农村同胞强。将近80%的城镇居民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把韩国工人的工资压低到不及日本工人工资的一半，是日本的政策。1935年发生的170起争端中，有132起是要求提高工资的争端，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这个沦为殖民地国家的人民陷于何等严重的贫困境地。
殖民地农业政策所带来的破坏性结果最终削弱了殖民统治本身的基础。日本看到了农村问题的重要性，试图通过在农业和工业之间建立合理关系来予以解决。宇垣一成总督（1931-1936）宣称，他想要使韩国农村恢复生机，把村庄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近乎封建的束缚关系。
1934年制定了农田法，表面上是为了保障佃农的地位。事实上，这些措施实行的结果仅仅是承认地主通过高利田租来剥削农民。总督府设置来解决佃农争议的一个机构仅仅起保护地主利益的作用。
主张发展农村的宇垣总督于30年代初强令韩国南部地区种植棉花，因为当时日本财力原因使进口棉花受到限制。结果，棉花产量由1910年的689，000斤（一斤＝0.6公斤）增长到1934年的213，749，000斤。为了帮助解决日本进口原毛问题，他强迫韩国北部地区养绵羊，使韩国从属于日本纺织工业的需要。
随着30年代的开始，总督府在预算拨款上优先照顾警察，给警察的拨款额超过一般行政和教育的支出。又制定了一系列旨在镇压任何民族反抗或社会反抗的法律来进一步扩大警察的权利：关于反叛、骚乱、扰乱、出版、报刊、冒犯日本君主罪、政治犯法行为和维持公共秩序的法律。1919年后，对韩国刑法和韩国民法作了修订。特别是，修订后的韩国人口登记法对韩国国民的日常例行活动实行严格监视和约束。
一般犯罪的上升率比较低，而政治犯罪率却迅速上升，这表明思想统治的加剧。在加强有形限制措施的同时，还严厉推行殖民教育政策。
那所殖民地大学被赋予一个任务，即在总督府设立的朝鲜史编修会领导下编写韩国的历史。他们的前提是否定韩国人民文化和历史传统中的创造性、独创性和自主精神。为了实现这样一个目的，他们不让韩国学者查阅历史文献和王家图书馆的藏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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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鱼 |
2006-02-01 17:48 |
殖民政策在实施
在这段时期里，独立运动在组织和方法上都有改进。抵抗活动更富战斗性，更有系统，也更多样化。日本对韩国的殖民政策保持不变，虽然它在3月1日的抵抗运动之后使用了诸如“新政”和“文明施政”这样动听的名称来进行掩饰。
警察力量经过改组后，机构的数目和预算拨款迅速增加。20年代，警察部门的预算增加了三倍，占了总预算的12%-13%。与此同时，教育经费不到警察得到的拨款额的1.8%。
警察机关尽力镇压韩国人民的各种自发活动。从居民与警察的比例可以明显看出，警察统治深入到什么程度――在韩国，每722人便有一个警察，而在日本是1，150人有一名警察。
由于实行旨在镇压政治违法行为的司法改革，设置了所谓“思想”检察官和“思想”法官，并给每一个警察机构增设了“特警”队。当时在韩国顺着时代趋势迅速蔓延的共产主义小组是日本警察打击的主要目标之一。罢工、劳资争议和佃农抗议，主要是出于矛头针对日本人的反殖民统治情绪和民族主义情绪。
日本人利用各种法律和法令来制止一切对日本殖民当局的批评意见和破坏或煽动反抗的行动。斋藤实总督在制定和颁布这些法律时，表示决心要镇压一切抵抗运动。到30年代时，农民处于饿死的边缘。摆脱这种状况的唯一出路是抛弃田园，另谋生计。许多人前往满洲或日本，结果却发现在那里定居也同样不易。据总督府公布的1925年的统计，在全部抛弃田园另谋生计的农民中，28.8%前往满洲和西伯利亚，16.8%去了日本，46.39%散布于韩国各城市干些收入低微的工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市场缩小，这对日本的殖民政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日本氮肥株式会社、小野田水泥株式会社和日本纺织企业发现韩国有廉价劳力可供利用。日本资本的大举侵入逐渐地迫使当地的土地所有人和佃农放弃农田换取微不足道的补偿金。韩国人拥有的土地就这样以约为当时时价1%的代价被剥夺，供日本人建工厂。总督府任意地赋予日本资本家以土地征用权。
20年代日本殖民资本的扩大加剧了韩国人民的贫困和抑郁情绪，这种殖民资本的扩大成为抵抗斗争的一个目标。它还刺激了当时风行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在同日本资方发生的争执中，日本劳工常常加入到韩国人的一边。
韩国的流亡临时政府曾经进行努力，在日内瓦国际联盟大会上向各大国呼吁，但是自己拥有殖民地的大国拒绝讨论韩国问题。尽管如此，一些国家仍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承认韩国临时政府。莫斯科政府批准给予一笔两百万卢布的贷款，而在广州的中国政府则给予韩国临时政府以正式承认。
秘密团体继续在国内展开活动，袭击和摧毁日本的警察所和政府建筑物。韩国的领袖人物还积极向在满洲和上海的争取独立的壮士提供经费，以促进他们的军事和政治活动。在北部边境地区，许多小股的韩国士兵继续对日军进行袭击。1919年11月在满洲作为争取独立的团体成立的义烈团，派突击队渗入汉城和东京，执行袭击日本政府机关和刺杀官员的任务。在韩国和日本，甚至在中国，经常发生爆炸事件。爱国团成员尹奉吉1933年4月在中国趁日本陆军指挥在上海举行集会的时机，用一颗炸弹炸死了几名日军指挥官。他这次刺杀成功，不仅鼓舞了韩国人的士气，还使中国人感到振奋，因为当时中国也面临着日本日益加紧的侵略。
满洲就位于鸭绿江对岸，因此在1906年后，许多忠诚的军队将士前往那里。在韩国被日本侵占之后，一批批爱国领袖在那里避难。他们从事农田开垦，教育流亡爱国志士的子女，组织军事训练中心。满洲是对日本人发动迅速进攻的理想军事根据地。在临时政府的领导下，在满洲东部和南部活动的独立军逐步合并成一支统一的队伍。
独立军遭遇到严重的财政困难，同时日本试图取得中国方面的合作以把它赶出中国东北或完全消灭它。尽管处于这样的不利境地，韩国军队仍英勇作战，获得重大战果。在1920年10月的青山里一次战斗中，一支韩国军队虽然与日军兵力悬殊（日军占八比一的优势）仍以少胜多，战胜了日军。这次战斗在韩国人民的独立斗争史上将永远是一块丰碑。
日军遭到这一惨败后，对韩国百姓发泄他们的怨恨，在满洲屠杀了许多韩国侨民。在滥施屠杀中，另外一些人被活埋。美国长老会的一名传教士目击了一些恐怖的场面。
由于独立军在满洲的抵抗和渗入韩国的加强，总督府与中国东北铁腕人物张作霖缔结了一项协定，旨在阻止韩国人在该地区的活动。为了克服这种危机，许多单独的部队联合成一支15，000人的部队。改组后的独立军甚至在1933年日本吞并了满洲之后仍继续展开斗争。日本军队利用马匪，屠杀了许多韩国侨民。
在1919年举行独立起义之后，国内各种活动最令人难忘的是报刊展开的运动，这个运动旨在通过抨击日本的殖民政策提高民族觉悟。1920年，开办了三家报纸，即《东亚日报》、《朝鲜日报》和《时事新闻》。这三家日报推广韩国语言的使用，并在文学、戏剧、电影、音乐和美术等传统领域以及在传播国外消息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教育运动开始在广阔的范围唤醒群众，使他们认识到展开抗日斗争的必要性。韩国人自己办起了私立学校和工人夜校。从农村来到城市的青年和学生可以通过加入工读学生组织赚取自己的学费。争取建立一所私立高等学校以提供高等教育的竭尽全力的申请，一再遭到总督府的驳回。
当时社会事业中最为显著的是妇女解放运动、少年保护运动和一个旨在消灭由于社会地位原因而受歧视的运动。这些运动是与民族解放运动紧密联系着展开的，有时候还与1920年在韩国开始出现的社会主义运动以及基督教会有联系。
为了挣脱殖民主义的经济桎梏，还发动了一个争取经济自立的全国性运动。基督教青年会开始在全国范围展开一个农村启蒙运动，东学道的后继者也跟着这样做。这两个运动旨在实现经济自给自足，并号召抵制日货。
民族主义领导人和共产主义领导人之间组成了共同阵线，发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反对日本殖民者的运动。1926年6月10日，爆发了全国性的学生运动。共产党秘密地派权五从上海回国，利用群众因为逊位皇帝纯宗逝世而集会的机会领导一次群众斗争，这次斗争规模之大，不亚于1919年的独立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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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鱼 |
2006-02-01 17:50 |
维护韩国文化
大约10名私立学校教师于1921年12月成立了朝鲜语学会，其使命是“通过研究朝鲜语的原理对我们下一代的教育作出贡献”。《东亚日报》和《朝鲜日报》两家日报和一些月刊对这个韩语运动予以全力合作。《朝鲜日报》定了一个“韩语日”，在这一天出一增刊，登载专门研究韩国语言的学者们的论文。
出版发行了一个专门研究韩国语的刊物，至1932年时，该刊已为自己牢牢地确立了作为朝鲜语学会机关刊物的地位。它不仅从事研究而且还资助面临经济困难的学者。这个学会于1933年确立了韩语的新拼写法，并使韩国字和翻译外国词汇标准化。该学会还于1929年着手编辑出版一部韩文字典，并坚持不懈地进行。崔铉培关于韩语语法和语言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上述日报发动了一个群众启蒙运动。《东亚日报》于1933年4月1日采用了新公布的拼写法，《朝鲜日报》不久也跟着这样做。两家报纸发起了一个识字运动，号召中学生参加。《朝鲜日报》高举“走向人民的运动”这一口号。从1942年10月开始，朝鲜语学会的领导人遭到逮捕和囚禁。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这些爱国志士遭受的长期磨难才告结束。
日本人着手以根本否定韩国存在理由的强烈的日本心态改写韩国历史。韩国史学家们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不得不起来驳斥并彻底批倒日本撰修韩国史的立场和观点。韩国史学家的任务之一是叙述他们亲眼目睹的日本侵略的结果。朴殷植、申采浩、安在鸿和郑寅普在驳斥了被日本殖民主义学者歪曲的历史方面，作出了最杰出的贡献。
朴殷植（1861－1926）努力想办法来向同时代的韩国人以及子孙后代传播全国力谋实现全面改革的实际情况，并充分而公正地叙述韩国在武装抗击外国入侵者期间的种种经历。他在流亡期间，在一些同行的合作下写了两部著作。这两部同时出版的著作对韩国人民的思想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宋相焘（1871－1946）是一位无与伦比的研究者，他给人们留下了每一位争取独立的斗士的传记。这些传记是他通过实地调查收集了大量事实材料后写成的。他的工作是在日本人进行监视和压迫的阴影下进行的，补充了朴殷植著作的不足，因为朴殷植的著作所写的是到1919年为止的在国外进行的爱国活动，而宋相焘的著作则是集中记述从1919年到1945年的这段时期的情况。
申采浩（1880－1936）是撰写韩国早期历史的学者。他在中国东北、上海和北京积极参加了争取独立的武装斗争。他不断地出版他所研究韩国历史的成果。
现代文学作品是用韩文写的，号召公众实现社会和国民觉醒。它谋求吸收欧洲现代文学的精神遗产。在吸收外国文学过程中，出现两股主要潮流。一批作家创作讽刺作品，以激励独立和爱国主义精神，另一批作家却依靠外国影响，企图把欧洲发生的现代转变移植到韩国来。朴殷植、申采浩和安国善所创作的作品属于第一类。第二类作家中的代表人物是李人植。精神堕落是他们在日本统治下的必然结局。
从一批作家的文学活动中可以发现韩国现代文学的实质。这批作家在20年代从民族主义的观点思考殖民地的现实，试图通过文学作品来克服他们的两难处境。取代传统文学的所谓“新文学”的趋势早在1908年就开始了。在1919年以前，由于日本在1907年强迫韩国政府颁布的出版法，韩国作家不可能创作启迪人民的作品。总督府规定韩国人只能通过《每日新报》——日本人用韩文进行宣传的手段――出版他们的作品。要进行反映韩国人的真正思想的文学创作是很困难的。
1919年，金东仁和金亿创建了一个名叫《创造》的文学杂志，它标志着韩国现代文学的起点。继这个杂志之后，黄 禹和廉想涉于1920年出版了《废墟》，李相和与玄镇健于1922年出版了《白潮》，李章熙和梁柱东于1923年出版了《金星》。这些作家企图通过这样的文学作品来把握住思想的主流，表明韩国未来应走的道路。
20年代和30年代出现的其他文学杂志为韩国现代文学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40年代，随着日本把侵略战争扩大到太平洋和整个东南亚，他们加紧了控制，因而几乎所有这些杂志都被勒令停刊。20年代的重要任务是想出办法来把外国的成分引入韩国的有关日本殖民统治现实的文学作品中。
沈熏的《常绿树》（1943年）是以韩国人自己进行农村开发为主题创作的。李箕永的《故乡》（1932年）描写日本殖民资本打入农村地区的过程。他以浪漫的笔触刻划了30年代韩国农村的贫困状况。洪命熹的《林巨正》描写了腐败的政府官吏和一批以林巨正为首的落草者之间的对抗，激起了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情绪。
有许多诗人启发人民的民族感情。韩龙云可以说是现代诗的先驱。他所写的《他的沉默》（1925年）表达了他对丧失了主权的祖国的热爱之情。李相和有美丽的心灵。他以象征的方式讴歌他对自己祖国的无限热爱。被日本宪兵逮捕、囚禁和拷打致死的李陆史表达了他对自己祖国未来的无限希望。这些是整个殖民统治时期韩国文学精神的主题。
廉想涉是从历史角度追求民族意识的一位作家。他试图从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相互影响的角度描写20年代争取独立的斗争。他在《三代》（1932年）这部不朽作品中，表达了韩国人民在从传统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过程中所面临的左右为难处境和磨擦。
30年代的作家在这种过渡现象中汲取主题思想时，不得不抛弃廉想涉的自然主义的现实主义风格，而采取讽刺的笔调。蔡万植在30年代末开始登上文坛。他的《天下太平春》（1937年）讽刺在沦为殖民地的韩国仍然存在的过时事物的残迹，他写的《浊流》（1914年）嘲讽总体的韩国社会，尖锐地批评日本资本对韩国社会造成的破坏性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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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鱼 |
2006-02-01 17:54 |
新干会－统一的全国组织
新干会成立于1927年2月15日，是一个统一的全国组织。新干会试图把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阵营的领导人群联合起来，组成一个联合阵线。成立新干会的计划是民族主义领导人首先提出的，因为他们痛感有必要把民族主义者领导人和共产党领导人联合为一个包括各种争取独立团体的统一组织。共产党阵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也感到需要与民族主义阵营合作，组成联合阵线。
成立时，新干会的领导人是李商在（会长），安在鸿（秘书长）和洪命熹（负责组织工作）。李升馥在筹集活动经费方面立了很大功劳。新干会从成立时起就受到日本警察当局的极力压制。新干会成立时发表的宣言没有保存下来。保存下来的是它的纲领。纲领要求政治上经济上觉醒，目标一致，不同日本作任何妥协。新干会断然反对一些韩国人想争取在日本统治下实行自治的尝试。
新干会发起召集目的在于讨论下列措施的地方会议，如：（1）为无产阶级家庭的子女免除学费；（2）要求教授韩语；（3）日本从韩国撤走剥削机构和反对日本的移民政策；（4）谴责搞妥协的政治运动；（5）废除“1919年的各项法律和法令”以及对韩国人的特别管制法（旨在压迫民族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法律）；（6）反对一切郡县农业协会（日本的剥削机构）；（7）加强对韩国人的教育；（8）获得研究社会科学的自由；（9）在学校里用韩语教学；（10）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教育政策；（11）废除乡校，获得财产处置权。
可是，新干会内部闹不团结，又受到共产国际的压力。共产国际不久便命令韩国共产党人设法把它搞垮。1931年初，新干会的左派领导人要求把它解散。釜山分会被解散。在1931年5月16日在汉城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这个抗日组织终于因左翼分子阴谋破坏而宣告解散。它的民族主义领导人被警方逮捕。由于日本人强化他们严酷的压制政策，没有再出现规模相仿的抵抗组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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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鱼 |
2006-02-01 17:56 |
抵抗日本的同化政策
由于日本对亚洲大陆发动侵略战争开始扩大到太平洋，日本进一步加紧了对韩国的控制。日本殖民政策的目的是要把韩国变成它在亚洲大陆进行侵略的后勤基地。这是日本在韩国进行殖民统治的最后阶段。
日本以沈阳的一起捏造的挑衅事件为借口侵入满洲，不久便侵占了整个满洲，这一冒险活动是由于日本要在国外为国内的经济萧条寻找一条出路而引发的。
日本垄断资本流入韩国，为侵略亚洲大陆制造军火。在韩国，由于日本剥削造成的贫困，有廉价劳动力可供使用。在一些制造业中，已取得了迅速的进展，但这是一种适应殖民主义的“附属性的”工业化。
日本把它侵略亚洲大陆的战争从满洲推进到中国中部。在30年代，在韩国的侧重点由食品制造逐渐转向诸如机械、化工品和金属这样的重工业。1939年，重工业占了整个工业的50%以上。农产品产值逐渐下降，从1931年占国民生产总值60%下降到1942年的32%。
尽管工业部门有明显的进展，但是本国资本的投资额却微不足道。随着战争的继续，对韩国劳工的剥削变得更加残酷。韩国人被排除在技术性工作岗位之外，被迫干重体力劳动，而工资却不到日本同类工人的一半。当局大力推行工业发展是与推行增加稻米生产这一殖民地农业政策结合进行的。
随着战局转为对日本不利，他们用“供出”即“定额缴纳”的办法从农民那里榨取越来越多的农产品。农民为了完成指定的定额，被迫施用昂贵的化学肥料来种水稻。
1944年3月，日本人为了确保军需供应，对主要的采矿和制造工业规定生产定额，并把中小企业合并。对殖民地工业进行了调整，把重点放在钢铁和轻金属工业以及原材料的生产上。在对经济进行这些限制的同时，还进一步剥夺思想自由和公民自由权。
在1937年侵入中国的过程中，日本人开始压制宗教和信仰自由，代之以强迫韩国人民到日本神道庙去朝拜。1938年，中学课程中取消了韩语教学，从1941年4月起，强迫韩国学校完全采用日本学校的课程。
随着战争变得更加激烈，1943年3月颁布了教育法，使对韩国人的教育适应日本的战争体制。小学里不再教韩语。
但是，总督府的这种高压政策必然引起持久的抵抗。许多人被以“企图实现解放韩国人民的野心”这种罪名逮捕。在压迫最厉害的时期（1937-1945），民族主义者表现最活跃。1941年，思想犯预防拘禁令公布实施，在汉城建立了一座预防拘禁监狱，几乎所有的抗日积极分子都被关进了这座监狱。总督府宣布说，实行预防性拘禁是为了把这些不守法的“思想犯”与社会隔离，惩戒他们。这是一场从韩国人头脑中根除独立意志运动的第一步。
1942年，总督府受日本政府的中央行政控制，大规模动员韩国人力物力纳入日本的战争努力。从1943年起，韩国青年被征入日本军队服役，1944年1月20日的学生法强迫韩国大学生从军。
根据日本的全国总动员法，韩国劳工被强行从韩半岛拉走。强征劳工是1939年开始的，许多人被运往日本，萨哈林岛（库页岛）或东南亚。截至1945年8月15日的统计数字表明，有4，146，098人被分派在韩国境内，有1，259，933人被分派到日本。韩国工人大多数被派到日本的煤矿劳动。一些人至今仍留在日本和萨哈林岛。
中日战争的发展进程迫使中国国民党政府迁到重庆。1940年，韩国临时政府也不得不迁到那里。1941年8月28日，韩国临时政府响应罗斯福总统和邱吉尔首相的联合宣言，发表一项声明，要求承认韩国政府，要求提供军事、技术和经济援助以进行抗日运动，并要求韩国在战后参与决定韩国的命运。
在日本对珍珠港发动偷袭后，韩国临时政府在华盛顿设立了一个欧美联络委员会，以便在欧美各国积级展开外交工作。与中国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一项援助协定，同时努力设法加强政府的内部组织。美中英三国领导人1943年在开罗举行会晤时，临时政府的金九寻求蒋介石的帮助，而联络委员会主任李承晚则令郑翰景前往开罗，去促进韩国的独立事业。经蒋委员长的提议，三国同意在开罗宣言中加进主张韩国自决和独立的内容。
1944年2月，临时政府吸收了一些左翼人物入阁，组成了某种联合内阁，由金九任主席，金奎植任副主席。1945年2月，临时政府正式对日本和德国宣战，参加实际战斗。1943年后，5，000多韩国军队参加了整个中国战区的作战。被强征加入日本军队的韩国大学生和青年从自己所在部队开小差参加了中国抗日队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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