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培根 2007年08月07日 02:41:15 pm
【注：这是一篇关于我国《社团法令》的由来，以及结社自由权利的变迁的文章。它取材自历史学家谢文庆的硕士论文的改写本：《带上面具的同志》。那是一本研究“马来亚民主同盟”兴衰史的专论。本文资料主要取自其第11章。】
【培根说法／杨培根专栏】我国现行的《1966年社团法令》（Societies Act 1966）是1966年2月1日正式生效的法令。那是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过后才通过的限制结社自由的法律，在实施了22年后的1987年修订过。《社团法令》执行至今已有41年了。
独立前，我国采用的是另一项《社团法令》。当时，由于我国还未独立，这项法令不是国会通过的，所以它的英文名称是Societies Ordinance。
由于这数十年来，我国人民在《社团法令》下生活惯了，许多人还以为受这类法律约束是习以为常、理所当然的事。
其实，只要翻阅我国20世纪的历史，就会发现在某一阶段，我国人民享有更大的结社自由。有个时期，如果要组织社团或政党，无需向社团注册官申请注册；那时人民真正享有结社自由的基本人权。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一点，就得从二战后的情况谈起。
二战后没实施社团注册法律
1945年日军投降，二战结束后，英殖民政府顺利地重返马来亚。当时，为数上万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听信于曾具有法、英、日三重身份的间谍莱特的指示，放下武器，不抵抗英殖民军重返马来亚。
当时，马来亚不像印尼那样，为争取国家独立而群起反抗荷兰殖民军重返印尼。相反地，英殖民政府没遭受到马来亚人民的任何反抗，不费一枪一弹就轻而易举地重新掌握我国政权，随即在马来亚实施“英国军事统治”（British Military Administration，简称BMA）。
和平时期享有结社自由
战后三年相对和平的日子里，马来亚人民虽然生活艰苦，但享有短暂的较大的自由空间，基本人权不受太多法律的约束。可是，好景不常。英殖民政府经过三年的养精蓄锐，很快就“恢复了元气”，开始限制人民享有更多的自由民主权利，阻遏我国人民争取独立。他们逐渐缩小人民的民主自由空间，削弱我国人民的基本人权。
其中一项被削弱的重要基本人权，就是结社自由的权利，也就是人民自由组织起来的权利。1946年到1948年间，百业待兴，经济萧条，人民生活异常艰苦，所以要求改善生活条件的罢工行动，时有所闻。尤其在大园丘，大规模的工业罢工行动，经常都在发生。在这些罢工行动中，警民冲突是司空见惯的事。
战后和平时期，也就是英军重返马来亚时期，人民完全享有组织社团的自由，政府完全不限制人民结社自由的权利。在这个时候，共产党和私会党应运而生。参与罢工的园丘割胶工友及其他行业的工人，都参加这些组织。
二战前，英殖民政府原本有一项专门对付私会党的《社团法令》，但它不是对付一般社团和政党的法律。战后和平时期，英政府没使用过这项法律。
后来，鉴于胶工争取改善生活的罢工行动日益增加，英国大园丘种植公会的联合组织──“马来亚种植公会联合会”（United Planting Associations of Malaya，简称UPAM）要求政府重新通过战前的《社团法令》。他们提出的理由是，私会党活动猖狂，应控制结社自由的权利；各州分会纷纷要求，强制所有工会和社团申请注册。
据官方报道，私会党（如：洪门会等）和共产党组织（如：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退伍同志会等）时而发生磨擦。这是因为二战后，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很融洽。不过，共产党武装起义爆发后，他们之间的矛盾逐渐消失，马共还得到他们的支持。
官方两种看法
如何处理私会党和共产党逐步扩大影响这件事，英殖民政府内部有两种迥然不同的看法。
警方从英殖民主义者的立场出发，认为应采用强硬手段对付私会党和共产党，如：逮捕、扣留、驱逐出境等。可是，一些英国官员如：柏诗（Purcell）等，由于向来都在处理华人社团的事务，对华社较为了解，所以不同意采取强硬手段。他们主张加强立法和加紧警方管制，以解决这个问题。初期，这种较为温和的手法占了上风。
可是，后来英殖民政府认为，由于全国屡屡发生不法事件，所以决定再次立法，控制社团和工会。
英国军事统治时期，政府并没立即实施战前使用的社团法律。那时，社团可以自由活动，完全不需要注册。人民享有结社自由。不过，如果有任何社团的活动，政府认为会危害安宁或国家福利的话，就可能宣布那个社团非法。
战前的《社团法令》重新实施后，人民结社自由的权利受到了限制。政府宣布所有私会党为非法组织，其他社团则可以自愿申请注册，但政府不强制申请注册。
二战后新加坡最先援引《社团法令》
新加坡最先开始援引战前的《社团法令》。从1947年4月15日开始，社团注册法律重新开始实施。所有政党都极力反对这项措施，其中包括民主同盟，马共和马来国民党等。
在宣布社团必须重新注册的时候，政府并没交代清楚，应如何处理有别于一般社团的政党组织。英政府当时允许所有政党存在，不必申请注册。官方所提出的理由是：为了促进民主选举制度的发展。但是，政府并没公开正式宣布这一点。
官方说，社团必须注册，是为了阻遏无法无天的恶劣行为。民主同盟虽然不同意这个提法，但在1947年4月1日，民主同盟还是决定向政府申请豁免注册。后来，民主同盟也改变原有立场，接受了马来亚共产党的看法，反对《社团法令》。
各政党和组织的看法
各民族大联盟－全马联合行动理事会－人民力量中心也反对《社团法令》。民主同盟是这个大联盟的秘书。1947年5月11日，各民族大联盟的12个团体开大会通过决议，要求政府废除《社团法令》。
马共完全反对《社团法令》，理由是《社团法令》对政党的生存有莫大威胁。马共表明立场：除非政府废除《驱逐出境法令》和《煽动法令》，不然马共不向社团注册官申请注册，也不申请豁免注册。经马共一提，民主同盟也改变原有立场，接受马共的看法，反对《社团法令》。
马共在新加坡的公开代表张明今指出，马共当时不得不处于半转入地下的状况，政府应负起全责，因为“在《煽动法令》和《驱逐出境法令》下，我们许多同志都被驱逐出境，送到国民党统制下的中国，因而在中国被囚禁。”【见张明今声明全文：1947年5月1日《印度每日邮报》（Indian Daily Mail）】
张明今说，虽然政府公开宣布《社团法令》的目的是为了消灭打家劫舍的强盗，但法令却没有任何条文规定，如何对付这些强盗。
张明今在声明中说，“政府是不是还对我们所进行的政治活动，存有戒心和恐惧心理？我们则不得而知。”
亲政府的《海峡时报》在1947年4月16日的社论中也提醒政府，不应采取强制社团注册的措施，因为这可能会把马共“逼上梁山”，变成非法组织；这等于是在迫使他们完全转入地下。这么一来，马来亚将成为“英帝国查禁共产党的唯一国家。显然，没有人愿意看到，这个国家臭名远扬，而被形容为一个不开放的政府。”
政党豁免注册
鉴于反对浪潮此起彼伏，新加坡政府不得不答应修改法令；法令修改后，那些被政府认为是政治组织的社团，可豁免受制于法令。易言之，不受法令约束，因而不必申请注册。
1947年6月12日，《社团法令》修改了；法令修改后，总共有15个政治团体，包括民主同盟、马共、马来国民党等，不受《社团法令》限制而得以豁免注册。
可以看出，在殖民地时代，人民还享有一定的结社自由，尤其是从事政治活动的结社自由。这当然和当时有利的政治氛围有关，那是各民族团结一致抗争所取得的成果。在那种大气候下，英政府不得不尊重人民的基本人权──结社自由。
目前，国家已独立了，又处于和平时期，我国人民结社自由的基本人权，本应得到更好的保障才对。但是，真实的情况又是如何呢？只要看看现行的《社团法令》，就可得到答案。
目前的《1996年社团法令》
相比之下，目前，我国人民的结社自由权利每况愈下；现行的《1996年社团法令》完全限制了我国人民的结社自由。
这项法令不只适用于普通的社团和组织，也适用于政党和政治组织。所有社团，包括政党，都必须注册；不像战后相对和平时期，政党可豁免注册。我国也没通过一项特别法令，保障人民组织政党的自由。这是民主法治国家应遵循的原则。
恰恰相反，我国限制政党活动，违反民主法治和基本人权的法律，越来越严峻。民间自由活动的民主空间，几乎被剥夺殆尽。只有亲执政党的组织，才能享有结社自由、言论自由等基本人权。他们申请注册，在一两天内就可获得批准（如：新巫统的注册在一两天内就获得批准）。
反观对执政党持有不同意见的政党和公民社会组织，情况完全相反。即使他们向社团注册官申请注册，被批准的机会微乎其微。有的组织和政党的申请则因脆弱的理由而被拒绝，例如：马来西亚社会主党申请注册已近十年，还不被批准。为此，他们诉诸法律，希望法庭为他们主持公道。申请获得批准的希望，仍然遥遥无期。
管制组织和社团的法令
以目前来说，任何团体或组织可选择根据三项法令的其中一项申请注册。这三项法令就是：《社团法令》、《商业注册法令》及《公司法令》。只要根据其中一项法令注册，就是合法团体，可以合法活动。
一些公民社会组织（即：非政府组织）原本想根据《社团法令》注册，但由于法令条文严峻，社团注册官有广泛权力，对社团申请注册要求苛刻，尤其对不属于执政党的政治团体，要求更加挑剔，注册不容易批准。所以，公民社会组织，只好退而求其次，选择在另两项法令下注册，成为合法组织，以商号或者公司名义活动。
结语
从《社团法令》的滥觞，可以看出，这类法律原本的目的，是为了打击私会党活动，阻遏他们的不法行为。虽然英政府公开宣布，法令堂而皇哉的目的，是为了打击罪犯，但事实上却被用来限制人民结社自由的基本人权。
不过，对于作为民主政治象征的政党，即使是反殖抗英的政党，英殖民政府还“网开一面”，豁免注册，享有结社自由的权利。只有在反殖浪潮高涨，进入战争时期，英政府才对民间的结社活动加紧限制。
反观我国独立后，尤其在此和平时期，民选政府对待民间结社自由所采取的立场，确实令人大失所望。民选政府理应还我结社自由的权利，却反而把民间的结社自由权利严加限制。
看来，民选政府在民主进展的列车上，不是在向前奔驰，而是迅速向后倒退，以快铁的速度滑向非民主的道路。
为了我国民主法治的向前发展，民选政府是不是应该紧急煞车，配合国际民主大潮流，朝着民主大方向快速前进？
若非如此，我国以及顽固不化的执政党肯定将被历史大洪流远远抛在后头。这将印证了一句至理名言：“沉舟侧畔千凡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到时，后悔已为晚也。